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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17 如何撼动什叶派？牢不可破的纽带
（译自《卫报》11月15日，作者Dilip Hiro）
1月10日布什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五角大楼将打击伊朗在伊拉克的网络，而在此之前数月他已经签署秘令，准许针对伊朗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企图发动军事打击。 这是由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1月13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披露的。她表示，布什下令执行“保护军队”的任务，因为伊朗在向伊拉克恐怖分子提供能够穿透坦克的“爆炸成型弹丸”，用以打击美军。
目前为止布什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这一指控。
赖斯的发言解释了1月11日美国人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逮捕5名伊朗外交官背后的原因，此前还有两位应伊拉克总统、库尔德人贾拉勒·塔拉巴尼之邀访问的伊朗官员在巴格达被捕。
布什的诸多行动目的是孤立伊朗。但即使他能成功劝说欧洲银行不要和一些伊朗银行来往，他也无法在伊朗人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间制造仇恨。
布什无法改变两个事实，一个是地理的，一个是宗教的。总长750英里两伊边境不可能完全封锁。
另外，90％的伊朗人和60％的伊拉克人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两国什叶派宗教领袖之间、以及伊拉克什叶派神学中心纳杰夫与伊朗什叶派学术中心库姆之间存在的联系延续了许多个世纪。
一战之后在英国托管伊拉克期间，什叶派高级教士成功地鼓动教民于1920年发动反对英军的起义，英国因此将他们驱逐后，他们在库姆避难。
685年，在伊斯兰教的早期，库姆发展为倭马亚王朝（661年－750年）反对者的避难所。这些避难者很快被称为“什叶阿里”，意即“阿里的党徒”。逊尼派则是“先知传统派”，遵守先知穆罕默德和他三位继承人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的传统，而什叶派不承认这三位为合法的哈里发，因为他们不属于先知家族。库姆成为反抗逊尼统治者、反抗捐税要求的抵抗象征。
纳杰夫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创始人阿里伊玛目的葬所，是什叶派学术与朝拜的首要中心。
76岁的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的经历能说明很多。他生于伊朗城市马什哈德，相继在库姆和纳杰夫钻研神学，并获得“伊智提哈德”学位，即对伊斯兰法的解释与阐明。他在1960年短暂返回马什哈德。
回到纳杰夫后他成为一位神学教师。他属于什叶派教士中最沉默的一个学派，埋头为社区提供社会福利。因此，当1968年世俗的复兴党夺取政权后镇压那些主张干预国家事务的什叶派教士时，西斯塔尼保住了他在纳杰夫的位置。
在两伊战争末期的1988年，西斯塔尼取得阿亚图拉地位，并因他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广受欢迎。在1999年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遇刺后，政府任命他为大阿亚图拉。
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后，长期受压迫的什叶派走上前台，在大选中支持西斯塔尼组建的伊拉克团结联盟。伊拉克团结联盟包括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达瓦党（伊布拉希姆·贾法里和努里·马利基均属该党），以及“迈赫迪军”指挥官、激进的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派。
过渡时期国民大会选举的总理贾法里得到西斯塔尼的祝福。后来贾法里在伊拉克团结联盟中以一票优势竞选连任获胜后拒绝辞职，因此引发危机，西斯塔尼出面介入。
马利基经常就重大问题请教西斯塔尼。总理府曾与美国官员因在处死萨达姆一事上意见不同而闹僵，美国人援引战前的法律认为不应在宰牲节期间处刑，马利基征求西斯塔尼的意见。西斯塔尼指令可行。
在布什发表电视讲话的当天，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莫瓦法克·鲁拜公布了一份为西斯塔尼保护巴格达的计划。该计划建议设立直接向马利基汇报的最高统帅一职，以架空逊尼派的国防部长阿卜杜尔·卡迪尔·密法吉，后者为五角大楼所操纵。
布什的新计划是美军和伊拉克军队首先占领“大巴格达”的逊尼派聚居区和混居区，然后进入“迈赫迪军”的据点萨德尔城。马利基不可能不听取西斯塔尼的意见就进攻萨德尔城。而西斯塔尼决不会准许对什叶派教众动武。
如此看来，伊拉克的局面应是西斯塔尼出牌压倒布什——他也应当这么做。 December 24 穆斯林爱耶稣，基督徒恨穆罕默德，谁宽容？谁博爱？ 生于伯利恒的穆斯林先知
（译自《卫报》12月23日，作者凯伦•阿姆斯特朗）
632年，历经5年的可怕战争后，阿拉伯汉志的城市麦加向穆斯林军队开城投降。没有流血，没有人被强迫皈依伊斯兰教，但先知穆罕默德下令拆毁所有被尊为神的偶像。麦加城中心古老的花岗石神庙“克尔白”的内墙上绘有一些壁画，其中一幅据说是玛丽怀抱耶稣。穆罕默德立即上前，虔诚地脱下长袍盖住此画，下令销毁所有其他壁画，唯独保留此幅。
这个故事可能让西方人感到奇怪，自十字军东征以来，西方人就一直把伊斯兰教当作基督教的死敌，但在圣诞节来临之际，在到处都是圣母抱婴图的时候，重提这样的故事不无裨益。它提醒我们，所谓的文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许多个世纪以来，穆斯林珍视耶稣的画像，《古兰经》将他尊为最伟大的先知之一，而且从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开始，耶稣就是后起的穆斯林文化的重要特征。
有些重要的东西需要基督徒和穆斯林了解——尤其是在圣诞节。《古兰经》不认为耶稣具有神性，但对他的处女受孕和出生做了比《新约》更详细的记载，并将其作为所有人类开始具备圣灵的重要象征（《古兰经》19章17－29节，21章91节）。和其他伟大的先知一样，玛丽接受了圣灵、怀上了耶稣，他将成为主的仆人，给世界带来和平、亲切与同情。
《古兰经》不敢像基督徒那样称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是尽力否认耶稣的神性，以从他身上“清洗”这种渎神的联想。《古兰经》多次强调，耶稣和穆罕默德一样完，全是个凡人，基督徒完全误解了他们手中的经文。但它也承认，最博学和虔诚的基督徒（尤其是僧侣和牧师）不认为耶稣有神性；在所有敬神的人中，这些人最亲近穆斯林（《古兰经》5章85－86节）。
应当说一些基督徒对于道成肉身有着很简单的理解。当保罗、马太、马可和路加等《新约》的作者称耶稣为“神的儿子”时，他们的意思不是耶稣是神。他们是在犹太语意中使用这一短语：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中，这一称呼用于凡人身上，指那些担负神的特殊使命、和神关系非同一般的人，如某位国王、教士或先知。整个《路加福音》与《古兰经》一致，因为路加一直称耶稣为先知。即使是将耶稣视为神谕化身的约翰也经常在永恒的神谕和神本身之间做出区分（就如同我们的语言不同于我们的存在本身）——尽管是微弱的区分。
《古兰经》强调，所有正道的宗教都来自神，并要求穆斯林信仰神的每位使者的启示：“易卜拉欣、易司马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和……众先知：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加以歧视”（《古兰经》3章84节）。但耶稣享有特殊地位，也被称为弥赛亚、神谕和圣灵。
耶稣被认为与穆罕默德关系密切，并曾预言他的到来（《古兰经》61章6节）——就像基督徒相信希伯来的先知曾预言过基督降临一样。《古兰经》可能受到基督教幻影派的影响，否认耶稣曾被钉上十字架，但将他升入天堂视作其先知地位的成功证明。穆罕默德也曾类似地神秘登霄。在世界末日的来世图景中，耶稣也会在穆罕默德身边扮演重要角色。
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的300年间，穆斯林与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基督徒有了密切交往，并开始收集关于耶稣的几百个故事和传说；这种情况未见于在世界上任何其他非基督教地区。其中的一些显然来自福音书（尤为流行的是《登山宝训》），但加入了明显的穆斯林色彩。在其中将耶稣描述为向麦加朝拜、读《古兰经》、伏地祈祷。
在其他故事里，耶稣代表了特殊的穆斯林关怀。他是穆斯林禁欲主义的伟大模范，教导安贫、谦恭和耐心。有时他参加宗教或神学讨论：在关于宿命论的争论中他和主张自由意志的人站在一起；他称赞原则上远离政治的穆斯林（“国王们把智慧留给你们，所以你们应把世界留给他们”）；他还谴责为政治晋升出卖知识的学者（“不要靠神的书吃饭”）。
穆斯林在自己的精神追求中把耶稣内化为一位模范和榜样。什叶派认为耶稣和他们信奉的具备灵性的伊玛目有密切关系，伊玛目也是在奇迹中出生，也从他们的母亲那里继承预言能力。苏菲派尤其敬重耶稣，称他为爱的先知。12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称他为“众圣者的封印”——刻意和“众先知的封印”穆罕默德相提并论。一些苏菲派甚至把穆斯林表白信仰的证言改为：“我作证，除安拉外别无神灵，安拉独一无偶；我又作证，耶稣（不是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与使者。”
穆斯林对耶稣的热爱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一种传统可以丰富另一种传统。历史上，在穆斯林收集关于耶稣的传统文化时，欧洲的基督教学者却谴责穆罕默德是纵欲者、牛皮大师、怙恶不悛。然而今天，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染上了这种顽固的习气，只看到对方最坏的一面。
穆斯林对耶稣的热爱表明，这并非常态。在过去，在因政治原因而被隔绝于现代性之前，穆斯林一直都能够进行严格而有益的自我批评。在今年先知耶稣的生日，他们可以自问，如何恢复自己长久的多元化、尊敬其他宗教的传统。对基督徒而言，在仔细考虑过穆斯林过去对他们的信仰曾是多么亲近之后，他们也应回顾自己的历史，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过错导致自己失去了穆斯林给予的这份尊敬。 December 22 军火重于法律 为独裁者要挟
（译自《卫报》12月16日，作者约翰•坎普夫纳）
我们已经熟知的是：托尼•布莱尔政府的国际政策充斥着双重标准和虚伪。但当戈德史密斯勋爵宣布“严重欺诈办公室”中止调查涉及英国宇航系统公司和沙特阿拉伯的腐败指控时，情况变得无比恶劣。
对此的解释是令人震惊的。戈德史密斯惯于曲解法律和事实——正如伊战前他给予的法律建议。周四晚，当媒体的注意力集中于警方询问首相和黛安娜死亡报告、上议院里人数寥寥之时，他宣称：“必须在维持法治的需要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这相当于直言：法律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与其他人继而表示，这不关涉商业利益，而是基于外交和安全考虑。鉴于他们没有为此提供哪怕一丝证据，将此表态视为毫无诚意，当不为过。
经济考虑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宇航系统公司是英国最大的公司之一，也是世界第四大军火公司。1988年签订的“叶麻麦合同”总金额430亿英镑。前保守党人、已被认定有罪的乔纳森•艾特肯昨日在电台里滔滔不绝地陈述了这一经济理由，以及其他理由。
这里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英国宇航系统公司。公司在得到允准甚至鼓励后，可以把军火买到全球各地。政治家的职责是保证经济活动遵守法律和其他标准。工党议员和工会的反应是错误的。工作岗位是重要的，但不应为保护工作而无视法律。实际上，没有证据显示军火产业是创造和维持就业的最好方式。这是唯一被允许不受市场冲击的产业，垄断横行，英国一国的政府补贴估计就接近每年10亿英镑。
军火产业长期享受政府的特殊待遇。本报3年前得到的文件显示了国防部中的部门“防务出口服务组织”是如何获准取得其所谓的“特殊权力”的——换言之即撒谎权。该部门为此目的阴谋破坏英国的法律。这些早已不是新鲜事。这些文件还显示，“防务出口服务组织”主任早在1977年就承认向伊朗国王行贿。当时和现在一样，我们都在试图讨好一些可憎的政权。这种做法丝毫不顾道德约束，也不带来任何安全或情报上的好处。
最令人不解的一点是，本届政府曾短暂地承诺过要改弦更张。1997年5月12日罗宾•库克的职责陈述依旧值得回忆——唐宁街当时悄悄抵制了这一陈述。“我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包含道德因素，必须支持其他民族要求民主权利的呼声，他们的这种要求正如我们为自己坚持的要求一样，”他说。这一行为守则一直未得到遵守，现已毫无作用。
现在，拜布莱尔之赐，专制政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讹诈英国，英国则为了保持和它们的良好经济关系而不惜一切代价。将来，当一个外国政府对我国公民的自由不屑一顾时，当专制政府用英国制造的武器杀害儿童时，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长表示愤慨，我们应报以嘲讽。如果布莱尔、戈登•布朗或者任何以后的首相在对外发动战争时援引道德理由，我们将对他们的话嗤之以鼻。 December 18 红色拉美的二次独立 不可阻挡的爆发
（译自《卫报》11月28日，作者：理查德•戈特）
席卷拉美的红色大潮本周又涌过了厄瓜多尔——尽管它在秘鲁和墨西哥遭到阻遏。一位聪明、年轻、在美国受教育、曾经担任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拉斐尔•科雷亚在竞选中获胜，标志着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和他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取得了又一场胜利，一直以来这场革命的目的是点燃拉美的“二次独立”之火。科雷亚加入了查韦斯、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阵营，他们被一些人称为拉美的“希望轴心”。他承诺厄瓜多尔将不再参与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关闭曼塔的美军基地，并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
与拉美大多数在美国受教育的学者不同，科雷亚是位观点激进的经济学家。他公开批评全球化世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反对过去20年里将这一意识形态强加于拉美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他不能被简单归类为强人或民粹主义者，但相对于竞争对手、极右翼的百万富翁阿尔瓦罗•诺沃亚而言，选择他是个聪明的决定，后者的贿选行为使自己声名狼藉。
但值得注目的是，两名候选人都游离于既存政党体系之外。科雷亚的获胜给厄瓜多尔的传统政治带来一场大地震。过去10年里，从一系列的民众游行、军事政变和临时政府中显出的征象是：要发生改变了。类似的转变发生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在这两个国家，官僚的昏庸和腐败加剧了旧秩序的崩溃。仅存的反对派群龙无首、士气低落。像查韦斯和莫拉莱斯一样，科雷亚将迅速行动，组建国民大会，让该国占多数的土著民得到更大的代表权。
拉美土著民参政运动的大爆发是近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将许多不同国家的民众动员起来（亚马逊地区和安第斯高原的土著民有很大差异）、以及选择和哪些白人群体结合，一直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厄瓜多尔强大的土著运动曾非常依赖前总统卢西奥•古铁雷斯，他当时声言要步查韦斯后尘。因未能兑现诺言，他在2002年爆发街头抗议后被推翻，但仍拥有巨大的支持率。他未获准许参加此次大选，但似乎他的选票都归到了科雷亚名下。不论选举过程的细节如何，在厄瓜多尔激发的民众情绪就像今年初在玻利维亚一样，明显说明了不可阻遏的力量转移。500年前被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征服的人民现在开始反抗白人定居者的统治。
在19世纪早期的拉美独立战争中，转战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各国后的西蒙•玻利瓦尔在1825年写下了自己的印象：“贫穷的印第安人确实处在悲惨的受压迫境地。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他们：首先这是人道的要求；第二这是他们的权利；最后，行善费力少却收获大。”
过去200年里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但查韦斯主导的玻利瓦尔革命正在努力补救，莫拉莱斯和科雷亚也都加入进来。革命唤起了玻利瓦尔的记忆，寻求以和平斗争实现二次独立。如果成功，拉美的面貌将得到改变。 December 14 苏联解体是特权阶层的一场掠夺 苏联的瓦解断绝了俄罗斯的民主之路
（译自《卫报》12月13日，作者斯蒂芬•科恩）
15年前，在明斯克近郊别洛韦日森林一处隐秘的小猎屋里，发生了20世纪下半叶影响最深远的事件。1991年12月8日，以俄罗斯的鲍里斯•叶利钦，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其中之三的政府首脑在此会面并签署文件，终结了这个延续74年的国家。
大多数西方论者将苏联的解体看作是俄罗斯历史及世界历史无可争议的积极转折点。随着美国扬扬自得地在自己的叙事体系中将此认定为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曾经的希望——1985年－1991年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苏联民主与市场改革成功的希望，很快就被人遗忘了。苏联的历史现在被称为“一个严酷无情的警察国家——俄罗斯的70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大体一致，大都转回到他们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就持有的断见，即苏联体系一直都是无法改革、注定消亡的。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苏联历史还存在“未走的路”、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观点，则被斥为无凭无据、甚至动机不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被认为是“狂想”——尽管它非常成功地打破了共产党的专政体系，苏联的死亡也被认为是“命中注定”。
继而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诸多的人类悲剧，尽管如此，大多数专家已不再考虑，改革苏联是否是俄罗斯在后共产时代最好的希望。主流论者也未考虑其继续存在是否将对世界有利。相反，他们认为苏联的一切都应舍弃，“将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整个体系连根拔除”。毫不奇怪，这些看法现在已经是美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策界、媒体界和学术界唯一政治上正确的看法。
与此相反，民意调查经常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终结感到遗憾，这不是因为他们怀念“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安全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认同在西方近乎绝对一致的观点，即因为存在固有的致命缺陷，苏联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他们以充足的理由相信，三个“主观”因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方式；权力斗争，叶利钦推翻苏联政权是为了摆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第三就是苏联的官僚精英、特权阶层，他们损公肥私，在1991年时更关心的是如何将庞大的国有财富“私有化”，而不是保护国有资产。因此大多数俄罗斯人依然将1991年12月的事件视为一起“悲剧”，其中甚至包括被囚禁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而且，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认为，有些实质性的东西被遗忘了——以较为渐进、互动和较少痛苦的方式实现俄罗斯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以减少损失、争取更好的结果，而不是像1991年之后实际上采取的做法。
叶利钦的支持者在后苏联时代经常宣扬的一个谎言是，苏联的解体是“和平的”。实际上，中亚和外高加索爆发了种族内战，数十万人死亡，更多人被迫背井离乡，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很难想象有比这更极端的政治行为了，终结一个有2.86亿人口、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尽管它已经重病呻吟。但叶利钦这么做了，甚至连他的同情者都认为，他的做法“既不合法也不民主”。
叶利钦的统治集团以缺乏合法性与公众支持的方式终结了苏联——苏联解体前9个月的一项全民公决表明，76％的人投票维持苏联，之后他们很快就开始害怕真正的民主。而且叶利钦也确实很快以武力解散了俄罗斯议会。
别洛韦日的经济意义同样是灾难性的。未经任何准备过程便分裂了苏联，让一个高度融合的经济体四分五裂，这成为前苏联地区生产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下降了近乎一半。这又转而带来了严重的贫困、以及与之伴随的社会疾病，用莫斯科一位可敬的经济学家的话说，这些仍是今天俄罗斯生活的“主要事实”。
而且正如叶利钦的一位旧支持者后来写道的，“1991年之后俄罗斯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瓜分前苏联的资产。”苏联的精英阶层完全不顾程序公正和社会舆论，攫取了大笔的国家财富。为了自肥，他们希望能不通过法律，从上到下分配最有价值的国有资产。他们首先通过“特权阶层的自发私有化”达到这一目标，在1991年后就是依靠叶利钦从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命令。
新的资产持有者害怕失去这些来源不明的财产，或者害怕为此丢命，因此和叶利钦一道坚决限制和破坏戈尔巴乔夫开启的议会选举民主。为保护自己的财富，他们处心积虑地建立了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这最多称为“可控的”民主。然后就在1999年，当叶利钦变得虚弱时，他们选择了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位来自安全部门的强人。因为不确定能够将这些巨额财产保留多久，他们更喜欢挥霍资产，而不是对其投资。结果是到上世纪90年代末苏联国民经济的投资额下降了80％，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的降低。在这一背景下，普京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恢复国家控制的努力取得如此广泛的支持，就毫不奇怪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如此多的西方论者把苏联的解体赞扬为民主的“突破”？他们的反应主要是基于反共的意识形态和一厢情愿的谎言。
叶利钦终结苏联之举得到了特权精英阶层的支持——如叶利钦的首席部长所说，他们“就像野兽搜寻猎物一样追踪财产的气味”，支持他的还有知识分子阶层中自称为支持民主的一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社会这两股势力曾相互为敌，但在1991年开始合谋，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激进的市场化理念似乎证明了特权阶层进行私有化的合理性。
但在支持叶利钦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力的既不是这两股碰巧走到一起的势力，也不是真正的民主派。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些人就坚称应当由一个“铁拳”的政权，以“非民主方式”将自由市场经济和大规模私有化强加于俄罗斯社会。和贪财的精英一样，他们将俄罗斯新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视作障碍。他们崇拜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谈到叶利钦时他们喊道，“让他成为一位独裁者吧！”毫不奇怪，当叶利钦在1993年出动坦克摧毁俄罗斯的民选议会时，他们与美国政府及美国主流媒体一道欢呼。
在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依然存在，而导致苏联解体的任何因素都不是完全客观的。尽管其中有对民主和市场的渴望，也有对权力的觊觎、政变、精英阶层的贪婪、极端的思想和民众中广泛感受到的取之不义和遭到背叛的感觉。到底是哪方面占了上风，这本应十分明显。 December 01 新保守主义走向终结 新保守主义者的最后阵地
（译自《卫报》11月16日，作者西德尼•布鲁门塔尔）
甚至在布什总统被选民背弃之前，布什家族的守卫者就已经成为美国行政部门实际上的主宰者。多年以来，老乔治•布什及其前国家安全班子一直试图使总统从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新保守主义手下的怀抱中解脱出来。今年初小布什悄悄去找一位退休的四星上将，问他是否愿意接替拉姆斯菲尔德，但这一不成熟的政变企图最后流产。伊战前老布什的几位朋友就以个人名义警告小布什，战争会带来伊教派之间的内战，而小布什对此嗤之以鼻。
詹姆斯•贝克，老布什的竞选策划人、国务卿和几十年来收拾家族烂摊子的专家，现在是“伊拉克研究小组”（ISG）的主席，头戴摄政王的光环。在该小组研究伊拉克问题只是他的大量任务之一。他要负责为美国制定全新的对外政策，还要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收合余烬，防止已经失去国会这颗皇冠明珠的共和党从此一蹶不振。
在选举失败前夕，新保守主义者匆匆离开这艘沉船。“防务政策会”（DPB）前主席理查德•珀尔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对布什大发牢骚，“总统应为今天的事情负责”。曾预言入侵伊拉克会是“闲庭信步”的另一位DPB成员、新保守主义者肯尼斯•阿迪莱曼现在如此评价布什政府的决策者：“他们每个人都犯了无数错误，加在一起他们一无用处。”
但新保守主义者筹划击败贝克。“保卫民主制基金会”主席、ISG的顾问克利福德•梅伊说，ISG成员埃德温•米斯将反对贝克的建议。
新保守主义者支持伊战的逻辑是，通往耶路撒冷的路要经过巴格达：入侵将在伊拉克树立民主制，迫使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人屈服。现在相反的意见已经在贝克的小组中接近一致。他们认为，新政策的核心必须是，通往巴格达的路要经过耶路撒冷。
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贝克的密友布伦特•斯考特罗夫特7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认为，要在包括伊拉克的整个中东地区获取安全与稳定，就必须重启中东和平进程。这与贝克的见解相同。9月15日，康多莉扎•赖斯的法律顾问、曾为斯考特罗夫特门生的菲利普•泽利考在华盛顿中东研究所的发言中响应了斯考特罗夫特的观点。之后切尼就向赖斯施压，赖斯斥责这位最亲密的副手，这也说明了她自身的弱势地位。
这时就发生了选举大灾难，贝克得以施展身手，架空赖斯。贝克甚至让托尼•布莱尔在周二表态，支持重启中东和平进程。贝克知道，如果要提出并实施这一建议，就必须将新保守主义者从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切尼的部门中清洗出去，尤其是NSC的近东事务主管爱略特•阿布拉姆斯。尽管贝克没有明言。
假如贝克把话挑明，布什必须承认他的错误、以及他的父亲及其心腹的错误，否则他会继续不听劝阻，蛮干下去。 November 24 “大撒旦”的末日 为何要阻止“大撒旦”？他正在赶着入地狱
（译自《卫报》11月15日，作者西蒙•詹金斯）
“邪恶轴心”应读作“希望轴心”。华盛顿和伦敦心急火燎地要在伊拉克找到退出的办法，慌不择路。找叙利亚和伊朗帮忙？2003年时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不是要消灭这两只怪兽吗？征讨伊拉克不正是要推翻这些支持恐怖主义、压迫妇女、扶植民兵组织的原教旨主义者，代之以稳定、繁荣和西方民主吗？难道伊拉克的出路真的要经过德黑兰和大马士革吗？难道这是原先计划好的？
我记得曾在美国入侵伊拉克6个月后在巴格达问及一位西方情报官员，他会对伊朗提出什么样的建议？“等待，”他笑言。而伊朗正是这么做的。如果我是德黑兰，我也会等待。我会坐下来，收起武器，静观我的对手汗流浃背。我会静观死尸堆积如山，将军们低声谈论着兵变，盟国四分五裂，选民倒戈，而华盛顿和伦敦陷于崩溃。
当布莱尔的特使奈杰尔•夏沃德爵士向我走来，脱帽致敬时，我会狂笑着把茶水泼到他身上。我会要他当着我的面重复他的美国主子对我日复一日的侮辱和恶语相加。我要像夏洛克那样说，“一条狗会有钱吗？一条恶狗能够借人三千块钱吗？好先生，您在上星期三用唾沫吐在我身上；有一天您用脚踢我；还有一天您骂我狗；为了报答您这许多恩典，所以我应该借给您这么些钱吗？”
当现实无法被掩盖、伊拉克的一切将要结束时，会有许多人漠然不语，或者捶胸顿足。但现在，真相仍被遮蔽。上周在美国令我感到震惊的时，即使反战的美国人都像许多英国人一样，对伊拉克的困境所知甚少。他们比之于越南和巴尔干，但并非那样。伊拉克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现在我们在伊拉克该怎么办呢……？”之类的话毫无意义。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毫无力量——这就是无政府状态的意思。
从现有报道判断，库尔德斯坦以南的伊拉克已没有任何中央集权的约束，陷入黑社会和宗教统治交织的无法无天状态。安巴尔省和逊尼三角的大部分地区为独立的逊尼派民兵控制。外来者只有在深夜乘坐直升机行动才能得到安全。巴格达就像1983年的贝鲁特，每个夜晚都充斥着屠杀，到处是路障，各个族群为求得安全互相分离。就像昨日可怕的绑架事件表明的，身穿一件制服就会成为被杀的理由。南部城市的控制权则取决于哪个什叶派民兵组织有能力控制当地的警察局。
伊拉克虽有军队却无法调动，对打击叛乱毫无帮助。没有统一的警察部队。没有公共行政。马利基的政府被困于“绿区”中，自身难保。美军守卫着“绿区”，就像法兰西军团守卫着撒哈拉沙漠里的哨所。巡逻一块无法控制的地区是毫无意义的。那只会让当地人产生敌意，把士兵当作打击目标。
所谓的若“我们离开”伊拉克就会陷入内战，完全是对伊拉克在我们的统治之下所陷入的混乱的一种误读。现在已经没有了秩序。外国士兵可以呆在基地里，但就像他们无法“输出民主”一样，他们也无法“阻止内战”。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在于为叛乱分子提供靶子，以及充当基地组织的招募员。对伊拉克的占领已经从野蛮行为沦落为白痴行为。
有可能一位精明的总督——如美国人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将会劝诱敌对各派就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并分配民兵组织保护各自的边界。但根据我的观察，现在即使是伊拉克的中央权力都无力主导对国家的分割了。如果内战意味着战火连天，伊拉克已经是这样了。如果内战意味着种族屠杀、难民流散，也已大量发生了这一情形。
西方从伊拉克的撤军已经渐露端倪。如果说所有政治都是本地化的，那么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就是最为本地化的。英国已经开始从阿马拉等城市和巴士拉的基地撤军，撤军后当地民兵就开始争夺这些地盘，地方首领则试图约束他们。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军队的撤离。
美国的撤离将在北部和西部带来相同结果。英美目前伤亡的主因是当地的指挥官要部队做毫无必要的巡逻，以显示自己仍有本事“动粗”。
下周的贝克－汉密尔顿调查（一支军队为自己的撤退谈判，这是最奇怪的事情）将会要求进一步做这样的“重新部署”，即从人口密集区转往沙漠里的大型基地。他们可以在那里保全颜面，而伊拉克的各个派别和地方会在城镇中乱哄哄地重新分配利益。本月就会有一些部队悄悄转到卡塔尔。
如果这样的重新部署能够打着一场国际会议的旗号，那对布什和布莱尔明显是再好不过了。但无法确信，作为逊尼派复兴党人的大马士革和作为什叶派教士的德黑兰是否会联合保障一个权力分配政权的安全。参加这样的会议、甚至做出约束本方宗教民兵组织的姿态，将会给它们赢得地区声誉。但要希望和它们达成停止支持真主党或者停止铀浓缩的交易，简直是痴心妄想。
布什和布莱尔都着急上火，这样的人打不赢战争。德黑兰最好的游戏攻略就是一直打伊拉克牌。当“大撒旦”坐着手推车向地狱狂奔时，为何要阻止他？伦敦和华盛顿要想在这一地区得到帮助，在外交上它们还要从零做起。它们将不得不收起高人一等的架势，不再假装自己的手上还握有什么好牌。它们将不得不意识到，这场战争已经让它们失去了在该地区的所有筹码。它们可以侮辱、制裁和威胁。但除了撤军之外它们无能为力。它们再也不是刀俎，而是鱼肉。 拉美的种族问题与反殖运动 拉美将清算作为精英阶层的白人定居者
（译自《卫报》11月15日，作者理查德•戈特）
拉美近年来爆发了土著民的反抗运动，尤以今年一位艾马拉族印第安人——埃沃•莫拉莱斯当选玻利维亚总统而达到高潮。这显示出，主宰这块大陆数百年的白人定居者精英，其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大多数欧洲殖民地的历史都与“白人定居者”这一含有贬义的词汇有关，但拉美的白人和美国白人是例外，他们一般不被这么称呼，而且从来不以此自称。这个英文词汇没有合适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对应。
传统上认为，拉美游离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体系之外，这是因为自16世纪以来拉美就有殖民定居的长期历史。但在那之后，来自欧洲的白人定居者的全球扩张确实席卷了拉美。今天的精英主要是拉美独立后200年间发展起来的欧洲移民文化的产物。
19－20世纪，欧洲帝国建立的白人定居者国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定居者占据土地，驱逐或者消灭原住民；剥削幸存下来的土著劳动力；为自己维持欧洲的生活水平；他们极端歧视幸存的土著民，通过立法基本上剥夺他们的权利，使其沦为二等甚至三等公民。
拉美也具有这种“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特征，这一术语在关于英帝国的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但加勒比海地区、美国和拉美都具备欧洲在其他地方的殖民地所没有的一个特征：非土著奴隶阶层的传统。19世纪30年代，奴隶制已经在世界许多地方被废除，但在拉美和美国依然延续了几十年。当地白人定居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压迫着两个群体，先是夺走土著民的土地，然后剥削他们买来的奴隶。
所有“定居者殖民主义”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种族恐惧和对定居者的仇恨根深蒂固，而定居者也一直对受欺压的下层心怀忌惮。但当人们探讨拉美的历史与社会问题时，总是不怎么关注对定居者的种族仇恨。即使是左翼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常倾向于谈论阶级而非种族。
乌戈•查韦斯将在12月的委内瑞拉选举中再次获胜，他有黑人和印第安人血统。反对派对他的恶毒仇视很明显是来自种族仇恨，而在上世纪70年代，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和阿根廷的胡安•庇隆也遭遇过这种仇恨。白人定居者精英认为阿连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把那些“崩溃者”（对智利社会广大下层的蔑称）动员了起来。很明显，“崩溃者”中的土著民参加了支持阿连德的政治游行。他们身穿印第安服装，显示自己与邻国的印第安人本是一家。支持庇隆的“黑头”也是如此。
当土著组织走上前台时，这种联系性就更明显了，而这激发了白人古老的恐惧。身为定居者喉舌的秘鲁裔西班牙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指责土著民运动在制造“社会和政治混乱”，这话让人想起了19世纪的以阿根廷的多明戈•萨米恩托上校为代表的种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发出的警告，要人们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做出选择。
拉美独立后，定居者精英痴迷于所有欧洲的东西。他们前往欧洲寻找政治模式，对自己国家的了解仅限于大城市，同时把大部分民众排斥于国家建设之外。他们的舶来品中既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在其他欧洲殖民地盛行的种族主义思维。这种种族主义思维导致黑人被蔑视和漠视，而且在许多国家导致土著民遭到肉体灭绝。替代这些土著民的是数百万来自欧洲的新定居者。
但在19世纪的反殖民起义中，曾有很短的时间出现了一些激进派，他们要为印第安人主持正义。18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革命团体宣布，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是平等的。印第安传统被作为所有美洲人的共同遗产得到庆祝，身穿印第安服装的儿童在群众节日上歌唱。该城所铸的大炮被命名为图帕克•阿马鲁和曼戈雷，以纪念这两位印第安人抵抗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古巴早期的独立运动也抬出了16世纪土著酋长哈土依的名字，并设计了一面旗帜，上面是一位印第安妇女身裹一片烟草叶。智利的独立分子回忆起了几百年前的阿劳干印第安人，还在旗帜上使用阿劳干人的图腾。1822年的巴西独立也有类似情况，白人精英为自己的印第安血统感到高兴，并建议用在印第安人中流行的图皮语取代葡萄牙语的官方语言地位。
这些激进主义者的计划意在使作为人口多数的印第安人融入定居者的社会。但这一进步主义的主张很快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向土著人示好的政治领导人下台了，上台的人都积极参与全球消灭土著民的计划。英国已经在澳大利亚和南非开始了这一计划，1830年法国也以入侵阿尔及利亚加入这一行动。
拉美很快也加入进来。19世纪针对土著民的故意灭绝行为，其规模可能超过了之前殖民时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进行的灭绝。数百万印第安人因对欧洲传来的疾病没有免疫能力而病死，而早期的殖民者则需要印第安人种地和服劳役。与拉美早期殖民者同时期的其他大陆发生了消灭土著民的运动，但那是出于夺取土地的经济需要，而在拉美并没有这种需要。拉美真正的种族大屠杀发生于19世纪。
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将土地留给了定居点，1870－1914年间有500万欧洲人移居巴西和阿根廷。许多国家的移民潮持续到20世纪，遂将白人定居者文化的统治地位延续至今。
但改变最终提上了日程。近年来的一些选举结果被描述为向左转，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几个新政府重拾上世纪60年代的进步政策。但从更长远的眼光看，这些进展更像是对拉美白人定居者文化的批判，以及两世纪前昙花一现的激进融合传统的复兴。新的斗争以及最后的清算，都已经浮现在我们眼前。 November 23 那将是玻利瓦尔的梦想重生的世纪 重新点燃玻利瓦尔梦想的希望灯塔
（译自《卫报》11月9日，作者塔里克•阿里）
丹尼尔•奥尔特加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变得平庸。他得到教会的祝福，挑选了一名前“反抗军”成员做副总统，依然为美国大使所憎恶，但他的胜利无疑反映出尼加拉瓜人希望看到改变。马那瓜会向反帝国主义的加拉加斯学习，实施激进的再分配政策，还是出言谨慎，继续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附庸？
奥尔特加此次取胜正值拉美再度迈上征程。阿雷格里港、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科恰班巴、库斯科等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反映公意的大规模游行。这个世界或者是深陷于新自由主义的死气沉沉（欧盟、美国和东亚），或者在遭受“新秩序”带来的军事和经济掠夺之苦（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阿富汗和南亚），而拉美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
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古巴政府的声音，来自墨西哥、阿根廷、厄瓜多尔、秘鲁和巴西诸国下层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自然不为全球精英及为其充当辩护士的媒体所喜。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领头的反“华盛顿共识”斗争激发了白宫的怒火。为了推翻乌戈•查韦斯，他们已经策划了三次行动（包括一次美欧支持的军事政变）。
1999年2月查韦斯首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1989年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野蛮镇压了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调整计划的平民起义，而佩雷斯的政党一度曾是“社会党国际”最大的成员党。佩雷斯在竞选中曾指责在世界银行领取薪水的经济学家是“受经济集权主义雇用的种族灭绝工作者”，而IMF是“杀人于无形的中子弹”。
但后来他就向这两个机构屈服了，中止宪法、宣布紧急状态、下令军队向抗议者扫射。军方射杀了2000多名穷人。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就是从那时扎下了根基。
查韦斯与其他下级军官组织起来，抗议军队滥用权力、腐败成风。1992年，激进军官组织了一场针对当年大屠杀授权者的叛乱。因为距1989年的伤痛过近，政变失败了，但人民并未忘记此事。正是因为人民没有忘记，新的玻利瓦尔主义者才能当选执政，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这让人想起了罗斯福新政，以及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的政策。在一个由“华盛顿共识”主宰的世界，这是不被接受的。于是就有了试图推翻他的活动。于是就有了美国基督教政治派别领导人帕特•罗伯逊出来呼吁，要华盛顿立即组织刺杀查韦斯的行动。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委内瑞拉遂突然之间矗立为一座灯塔。
大部分选民都是义愤填膺地选择了查韦斯。整整10年里，他们的声音被漠视，传统政党背叛了他们，他们反对当时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以穷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持一个寄生的寡头政体，以及腐败的文官和工会组成的官僚机构。他们反对以那样的方式使用国家石油资源。他们厌恶委内瑞拉精英阶层的傲慢，精英们拥有浅色皮肤和财富，努力维持自己的地位，代价则是皮肤黝黑、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的利益。选择查韦斯是他们对旧秩序的报复。
刚一发现查韦斯打算对本国的社会结构进行温和的改革，华盛顿就敲响了警钟。最能反映美国恼羞成怒心理的无过于它对委内瑞拉采取的行动与宣传战，《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出头为这场大规模的侮蔑攻势做先锋。
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查韦斯的偏见，认为他的当选是选民非理性的失误，而利用石油收入进行的社会改革，包括免费医疗、教育和为穷人提供住房，都被认为是向旧时代的倒退，以及将最终导致集权主义。
但查韦斯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主张。18世纪的两位先辈西蒙•玻利瓦尔和西蒙•罗德里格斯教给他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要为他人效忠；进行自己的政治和经济革命；将整个南美团结起来抵抗所有帝国。这是他政策的核心。
1994年在哈瓦纳的一次演讲中，查韦斯说：“玻利瓦尔曾经说过，‘政治溃痈不可以止痛药疗救，’而委内瑞拉已是遍体溃痈……体系自身已经无法自愈……60％的委内瑞拉人生活困苦……20年时间里就有2000多亿美元平白无故地流失。钱到那里去了？卡斯特罗总统问我。钱都在委内瑞拉历任掌权者的外国银行账户里……即将到来的世纪在我们看来是充满希望的世纪；那将是我们的世纪，将是玻利瓦尔的梦想重生的世纪。” November 13 给萨达姆的挽歌 给萨达姆的挽歌
（译自《卫报》11月6日，作者大卫•考克斯）
3个月前，托尼•布莱尔警告世界说，从伊朗到黎巴嫩，一个“极端主义弧”正在横贯中东。他认为，这威胁到西方社会所赖以维系的价值观。但当年布莱尔上台时根本没这回事。当时有个坚固堡垒矗立在这个巨大弧形的正当中——萨达姆的伊拉克。
奉行革命政策的伊朗是该地区最具潜在破坏性的力量，而萨达姆以一场8年的战争拖住了它，伊拉克付出了数十万人死伤的代价。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在伊拉克领土上一旦发现便就地处决。中东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的炼油厂，这是英国社会的基础，也是我们首相所钟爱的价值观的基础。伊拉克国内的世俗政府给予女性的社会机会是邻近各国无法想象的，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伊拉克人的生活水平也不低。
这一静态有三个变量。
第一是萨达姆有扩张野心。然而，他在1990年吞并科威特之举其实根源于伊拉克对该国的长期领土要求，其理由是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科威特曾是巴士拉省的一部分，后来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被分割出去。而多少让今日伊拉克的解放者感到惴惴不安的是，正是美国任命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在2004年重提这一领土要求。
第二个变量是萨达姆当时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他后来为何停止这么做，但即使他拥有了这些武器，也会用它们来对付伊朗军队和伊拉克国内不听话的库尔德人，而不会威胁全世界。如果他获得核武器，可能会对伊朗的地区野心产生行之有效的遏制作用。今天的伊朗对外部世界的威胁应当比任何时候的萨达姆都要大得多，但我们却似乎无法以任何对付伊拉克的方式对待伊朗。
萨达姆统治的最后一个变量是他侵犯了伊拉克公民的人权，而正是那些后来推翻他的国家当初强化了他的统治。毫无疑问他侵犯了人权。但这一点何以成为唯一的定罪依据？
伊拉克是由一战的战胜国建立的。国内的什叶、逊尼和库尔德三派原本不想被拼凑在一起，他们彼此的敌意让国家成为一盘散沙。萨达姆认为，要把这样一个国家整合起来就必须采取严厉镇压措施。当前的事态说明，他的这一见解无不道理。
毫无疑问，伊拉克安全部队杀害了许多国民。但2003年的入侵据估计却造成了至少4.5万平民被打死。在2004年，当时的境况比目前稍好，但《柳叶刀》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仍然指出，伊拉克一位平民的死亡几率是萨达姆统治时期的59倍。如果考虑到因为入侵而导致的事故、心肌梗塞、疾病等引发的死亡，据估计在2004年9月之前就已经有至少10万人枉死。
萨达姆估计要费很大劲才能杀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了萨达姆，伊拉克人死得更多了？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现在他们“自由”了。当然我们都尊重自由。有人甚至视其高过生命，并乐于就此谈论不休。然而这样的人可能只是少数。
人们可能不愿在暴政下生活，但那并不是不可能。虽然苏联的生活方式古板僵化，但在政治限制之下，人性依然发光。那种境况下产生的文学仍能给我们灵感。今天，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轭之下，许多苏联公民并不觉得自由了多少，甚至有的人盼望斯大林主义复归。中国人似乎也不急于摆脱现政权，这个政权在维系着未来的繁荣，只不过牺牲了自由这唯一的代价。
即使在英国，我们自认对自由的坚持其实已经摇摇欲坠。在一场蹊跷的反恐战争面前，我们似乎已经接受对古老自由的抛弃，英国政权对社会的监视足以让克格勃羡慕不已，而这毫不妨碍人们快活地生活。
萨达姆严酷地对待国民。但只要他们不选择挑战他的权威，就不会有事。现在，你被杀害只是因为你属于某个教派。他们的国家很快将会落入内战深渊。如果发生内战，伊朗肯定会介入，可能土耳其和以色列也会。没有人能预知这将导致什么，但肯定将不利于和平、繁荣、公正，以及人权。
如果萨达姆依然掌权，他将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伊拉克的异议分子将付出代价，但世界上的其他人将过得更好。当他走上绞架时，世界有理由为他的死亡感到懊悔。 维护资本的杀人癖好 英国决心维护自己滥杀平民的权利
（译自《卫报》11月7日，作者乔治•蒙贝尔特）
这是现代国家的核心机密。为了杀人，可以动用任何必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这种机制将一直维系下去。你何时曾看到过士兵为得到新步枪而乞讨，或者马拉松运动员为发展核武器筹款？但每当医院需要一台新的透析机，就需要甜言蜜语地求人出钱。如果能以像发动伊战那样的决心和财力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碳排放量早已应当直线下降了。如果购买战机花的钱能用在对外援助上，就不会有人忍饥挨饿了。
如果统治国家的是一些好战的国王，这就很好理解了：他们的存在依靠压倒性的武力。军购预算和海外战争现在是选民的负担。而且从来如此。
今天在日内瓦将对常规武器条约重新审议，英国政府将动员一切外交力量阻止表决一项禁止使用集束弹的法案，也就是说，保证它可以继续屠杀平民。在奥地利、墨西哥和新西兰等国的支持下，瑞典提议订立国际公约，像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温哥华公约一样，将使用集束弹列为非法。但在过去一周里，英国和美国、中国、俄罗斯一道尽力阻止就此展开协商。这似乎毫不奇怪。过去40年间大部分的集束弹都是由英国的两个主要盟国——美国和以色列在“反恐战争”中投下的。英国在两次海湾战争中也使用过数十万枚集束弹。
集束弹由许多小型炸弹组成，其大小一般类似于易拉罐，它们被合成在大炸弹或炮弹里。它们投下后可以散布几平方公里的范围，用于摧毁坦克、飞机和防空阵地。
但有两个特别的问题。首先是炸弹散布广泛，目标不集中。第二是很多在接触地面时并不爆炸。官方公布的集束弹“哑弹”率是5％－7％。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北约军队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投下的集束弹中有20％－25％在着地时都未爆炸。美国在印度支那投下的集束弹“哑弹”率约为30％。以色列在黎巴嫩投下的集束弹中有40％未爆炸。未爆炸的集束弹将静静地待在那里等待被引爆——当人踩上去的时候。它们对平民的伤害不亚于地雷，甚至更甚，因为其数量远多于地雷。越南和老挝人知道，即使在投下30多年后，它们都会在最轻微的碰撞中爆炸。
上周独立组织国际助残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集束弹已经造成大约10万人死亡或受伤。在已知的伤亡中有98％是平民。他们大多是在务农、行走或者清理自己房屋的废墟时被炸到的。许多受害者是儿童，因为炸弹形似玩具。国际助残组织的报告中讲述的故事可怕而让人心痛，儿童在发现此类炸药后互相投掷嬉戏，或者以为其是玉石或弹球而玩耍。即使没有被炸死，幸存者也大多失明、肢体残迹或者遭受可怕的腹部伤害。
报告中提到的典型事件之一是，科索沃的一家人去距离村庄几公里的一处湖里游泳。一个6岁大的孩子阿德南在湖岸上发现了一个金属罐，拿给家人看。它爆炸了。他的父亲和哥哥被炸死，阿德南受了重伤。他的姐姐后来去湖边收集家人的遗物，但踩到了另一枚北约投下的集束弹，被炸身亡。
集束弹还造成致命的经济损失。像地雷一样，它们使许多农田成为禁地，因为在耕地或收割时可能会被引爆。在黎巴嫩的一些地方，今年有些农田到现在都荒着。在黎巴嫩城镇废墟上投掷的集束弹让重建工作变得缓慢而危险。
集束弹被投掷的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美国空军在柬埔寨投掷了1900万枚，越南7000万枚，老挝2.08亿枚。美英两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在伊拉克投掷了5400万枚，2003年入侵伊拉克战争中约200万枚，这都是短时间内投掷的。以色列今年入侵黎巴嫩时在黎各地投掷了400万枚集束弹，几乎都是在战争的最后72小时内。这似乎是一种报复，或者是试图让黎经济陷于瘫痪（就像故意轰炸吉耶发电站、造成大量石油泄露一样）。入侵过后，平均每天都有超过两位黎巴嫩平民被集束弹炸到。
除这几国外，二战后唯一大规模使用集束弹的国家就是苏联（俄罗斯），它在阿富汗和车臣的战争中使用，有时是故意轰炸市场和其他的民用目标。此外还有苏丹、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埃塞阿比亚、尼日利亚、塞尔维亚武装、真主党，以及塔吉克斯坦的作战派别都曾小规模使用过集束弹。真是一个绝妙的组合。
可以说这些武器已经是非法的了。《日内瓦公约》的一项议定书规定，禁止“部分青红皂白地袭击”，禁止使用的武器性质为“预计可能附带造成平民死亡、平民受伤害、平民目的物受损坏，或其中三种情况的一种或多种，而其损害的程度超过了预期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我相信98％的损害程度完全够得上“超过”的标准了。
但如果没有一项特别的条约禁止使用这些武器，它们就会被继续使用。美国和英国明知这样做不对。国际助残组织报告说，联军临时管理当局（2003年由美国为治理伊拉克而设立）“强烈反对收集伤亡数据，尤其是集束弹弹药引起的伤亡。”上月在上议院的辩论中，外交部的一位大臣特里斯曼勋爵为使用集束弹所做的辩护非常没有说服力，以至于完全走到了反面。他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和地雷不同，集束弹并不是被故意地放置在地上等待被引爆的。
两天前，国际发展部大臣希拉里•本写给国防大臣的信被泄露给媒体。他写道，“集束弹造成严重的人道伤害，几乎构成了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违反。我们将难以说服别人，为什么对地雷严加禁止，却继续宣称使用集束弹是可行的。”
但本显得很孤独。外交部坚持认为，“既存的人道主义法足以指导军事行动，包括集束弹的使用，不需要订立条约。”政府似乎不能戒除自己杀人的习惯。 November 04 反恐星球大战 下一代
（译自《卫报》10月20日，作者马克•劳森）
本文来自《卫报》2014年10月20日一期：
昨天又有两名美国航天海军陆战队员在和伊朗宇宙战士的冲突中被打死，双方在外太空一处归属存在争端的地带开火，美国人在8年前曾单方宣布对这一地带拥有主权。
加上这两人，美国部署在该地带的太空人员总共已有548人被打死，反对切尼政府的人现在已经将那里称为“太空伊拉克”。总统曾经承诺对银河进行“控制和巡逻”，但他显然没有兑现诺言，这会影响到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的表现。
据报道，切尼总统昨天在华盛顿的瓦尔特•里德海军医院接受了“例行心脏移植手术”。他的一位官方发言人说，总统已经下定决心，遵照他的前任乔治•布什总统在2006年中期选举前面临类似处境时做出的承诺，让美军继续驻扎在太空。布什曾在一份政策文件中宣布：“对美国而言，空间行动自由与空中力量、海上力量同样重要。”
切尼总统的发言人重申将继续追求这些目标，同时还重申了切尼政府一个有争议的说法，即参与本次冲突的伊朗部队是“基地组织的太空员”。美国政府曾多次宣称，伊朗和中国联合建立的“毛－霍梅尼”国际空间站实际上是一处恐怖分子训练营，目标是对美国城市发动高空袭击。
有记者提醒说，自从2001年以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袭击，但白宫发言人回答道：“那是因为我们在银河系的存在阻止了他们，你这傻瓜。”这位新闻官还表示，美国在太空部署军队是必需的，他们组成了针对“太空入侵者”的第一道防线，但他也承认，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这样的入侵者。
有记者不停追问，切尼最近的入院治疗是否证明他在2008年出人意料地出马竞选总统是个错误，对此那位新闻官答道：“总统经常在竞选演讲中表示，他信任美国的医疗体系。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像他这样每天都表明自己的这一信任。”
据《新闻周刊》杂志报道，在逃的恐怖分子奥萨马•本•拉登已被发现藏身在火星，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十年行动计划将其抓获。对这一报道白宫不置可否。
2016年总统大选民主党热门候选人切尔茜•克林顿州长在华盛顿举行的“回到地球”反战集会上发表讲话，呼吁美军回到“2006年前的边界”。她指责白宫顾问中的“新火星主义者”应当为“这项可耻的‘巴斯光年’外交政策”负责。“新火星主义者”认为，要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必须对所有已知的宇宙边界进行巡逻。“伊拉克、伊朗，然后是月球，”克林顿女士说，“难道我们下一步要向冥王星派兵吗？”
正当争吵不断变得更激烈之时，切尼总统出人意料地从高危病房发布了一份个人声明，宣称伊朗是“银河系邪恶轴心”的一员，“需要将其消灭”。总统坚称，这一“反恐星球大战”政策必须继续下去，并签署法令颁布一项紧急预算案，斥资数十亿美元研发“一门巨大的太空激光炮，就像漫画书《飞侠哥顿》里的那种。”正在准备接受术前麻醉的总统宣布：“只要太空的人们需要我们，我们就会一直留在太空。”
据悉前总统乔治•布什正准备在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的退休农场搞一次“盛大的烤肉野餐会”，“他看报纸的唯一目的就是看能否用它来做煤球”。
在伦敦，联合首相之一托尼•布莱尔拒绝就“皇家苏格兰太空御林军”的撤退设定时间表，他们正在支持美军的行动。“我们不止生活在英国或者世界上，我们还生活在宇宙中，”布莱尔先生说。“因此，在太空我们也必须和美国并肩作战。”
然而有迹象表明，在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和另一联合首相大卫•卡梅伦领导的“新保守党”之间已经因此事出现裂痕。昨天卡梅伦表示：“我们有最好的月球部队。但发射火箭造成的碳排放怎么办？”
政治观察家认为，反对党“老工党”的领导人戈登•布朗可能最终意识到，他夺取政权的希望在于和自由民主党的新领导人杰德•古迪女士结盟，这位前电视“真人秀”艳星是近期刚刚当选辞职的，选择她是为了给陷入困境的自由民主党提高人气。
布莱克本爵士斯特劳在上议院一次临时召集的辩论中认为，目前在太空部队中存在的通讯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士兵装备的护面甲过厚。他呼吁就太空战士是否应当进行戴上“全套头盔”进行紧急辩论。 否认纳粹大屠杀不应成为一项罪名 此时需要欧洲破除禁忌，而非树立禁忌
（译自《卫报》10月19日，作者Timothy Garton Ash）
为了真理、正义和人道，法国国民议会进行了一场多么雄伟的战斗？！上周它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否认土耳其人在一战期间曾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种族灭绝的言论认定为犯罪。好啊！脱帽致敬！法兰西万岁！让这为欧洲历史开启一段英勇的新篇章吧。让英国议会将否认俄罗斯人曾于1940年在卡廷森林杀害波兰军官的言论认定为犯罪。让土耳其议会将否认法国曾对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施以酷刑的言论认定为犯罪。
让德国议会通过法案，将否认苏联存在集中营的言论认定为犯罪。让爱尔兰议会将否认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恐怖行为的言论认定为犯罪。让西班牙议会对任何否认塞尔维亚人曾试图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实施种族灭绝的人规定最低10年的监禁期。欧洲议会应当立即制定一项全欧洲的法律，规定必须将美洲殖民者对美洲土著人的行为描述为种族灭绝。唯一的遗憾是，身处今天的欧盟，我们无法对这些可怕的思想犯罪规定死刑。但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也能改变。
啊，英勇的新欧洲！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是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当然作为游说者的亚美尼亚裔法国人除外）会将这一法案看作一种进步或文明，这样的法案根本就无法在法国议会上院通过。法国议会有何权利以法律的形式规定90年前在另外两国之间发生的一段历史应当如何叙述方为正确？如果法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任何否认维希法国政权曾经与纳粹通谋将法国犹太人流放到死亡集中营的言论为犯罪，我仍会认为那是个错误，但我会尊重背后那种自我批评的道德勇气。
然而，像我举的种种例子一样，这一法案毫无道德与历史依据。是的，在法国有约50万亚美尼亚裔的公民，他们一直在施压要求通过该法，其中包括歌手查理•阿兹纳乌尔（原名瓦里纳吉•阿兹纳乌尔）。英国的波兰裔人也应不少于此数，那样的话英国通过一项关于卡廷的法案也是有道理的了。波兰裔的英国议员丹尼斯•麦克肖恩就出面提出这样的建议——当然他是故意讽刺。或者，巴基斯坦或者印度裔的英国议员是否应就克什米尔的历史提出类似的法案？
上周五《卫报》的一篇版首文章断言，“毫无疑问，法案的支持者是出于纠正90年前不义行为的真诚动机。”我看却不见得。捞取亚美尼亚裔法国选民的支持、给土耳其加入欧盟设置另一块障碍，都会是其他的动机。当然对于动机我们只能猜测。
任何理性的读者都会明白，我并不是在质疑亚美尼亚人遭受的苦难，在一战期间和之后，他们遭到了屠杀、流放，有的为求生而被迫逃亡。他们在土耳其人治下的命运是可怕的，这在欧洲的主流历史叙述中也是很少被提及的。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曾经强烈呼吁，那些事件构成了自1945年以来便得到定义的“种族灭绝”。实际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罕•帕慕克和其他土耳其作家还曾因敢于做出同样的呼吁而在土耳其遭到公诉，依据就是臭名昭著的土耳其刑法第301条。这比法国法案的影响要恶劣得多。但矫枉不应过正。
没有人可以对历史真相立法。如果说历史真相是可以发现的话，它必须经过自由的历史研究发现，历史学家必须有权就证据和事实进行辩论，验证或反驳各自的观点，而不必担心遭受起诉或迫害。
在我们时代紧张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下，这一法案的导向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如何能令人信服地指责土耳其、埃及或其他国家将某些历史、民族或宗教的口号做立法保护，从而压制言论自由，而我们自己却有过之无不及的话？本周末在威尼斯，我再次听到一位著名的穆斯林学者抨击我们的双重标准。他说，我们要求他们接受穆斯林的各种禁忌遭到侮辱，但犹太人是否会允许人们畅所欲言地否认纳粹大屠杀？
我们绝不应以法律的形式对历史、民族特性和宗教设立新的禁忌，而是应破除那些仍存在于法律中的禁忌。那些仍保留这些规定的欧洲国家，不仅应当取消其渎神法，而且应当取消关于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法律。否则将难以反驳双重标准的指责。应当一视同仁。
我近期听到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列维做了一些复杂的解释，说明他为何反对任何禁止批评宗教的法律，但却支持禁止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法律。他认为，质疑一种宗教信仰是一回事，否认一个历史事实则是另一回事。但这说不通。历史事实恰恰就是通过研究史料、辩难质疑而确立的。不经过这一争论过程，我们无法知晓那些事实是绝对真实的事实，当然这一争论也包括完全否认事实发生的极端修正主义观点。
这样做需要经过痛苦的决定。举例而言，对大卫•欧文关于纳粹德国企图消灭犹太人一事发表的言论，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憎恶，但我绝不认为，他应当因此而被关在奥地利的监狱里。你可以说，英国法庭的审判实际上已经证明了他言论的谬误。是的，但并不是英国国家因为他否认纳粹大屠杀而起诉他。而是欧文自己向法庭起诉另一位称他为纳粹大屠杀否认者的历史学家。他在试图压制自由和公正的历史学辩论，而英国法庭维护了这种辩论。
今天，如果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国家维护言论自由，并鼓励那些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做出改变，我们就应当呼吁从奥地利监狱中释放大卫•欧文。和法国法案相比，奥地利禁止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法律也是没有历史和道德依据的——除非奥地利人直面自己难堪的历史，而不是指责他人。为了欧洲的利益，我们应当敦促奥地利人取消该法。
除非允许他人亵渎被我们奉为神圣之物，否则我们无法理直气壮地要求伊斯兰主义者、土耳其人和其他人也做出这样的许可。此时需要破除禁忌，而非树立禁忌。我们必须言行一致。 September 22 泰国政变：军人和中产阶级的奇异联盟 民主不可以西方的方式拼凑而成
（译自《卫报》9月22日，作者乔纳森•斯蒂尔）
西方对泰国本周政变的反应是奇怪的。在发出几声轻微的叹息后，西方政府很快便和新的军人政府打起了交道。许多外国论者则更过分，甚至欢迎政变，把被驱逐的总理他信描绘为一个罪有应得的昏庸独裁者。一些分析人士之所以不知应当选择何种立场，似乎只是因为泰王的态度仍不明确。
泰王昨天呼吁保持镇静，这暗示他许可政变，如果是这样，那政变就成功了。如果他表示不支持政变，军政府必须收拾行装下台。这一切都显得很怪异。先是出自本能地欢迎一帮军人，然后焦急地等待着一位世袭君主的认可。支持“新民主”与“转型国家”的说辞都哪里去了？就像曼谷河一般东流去。
我想不必感到惊讶。8个月之前巴勒斯坦人在选举中选错了人，随即他们的民主努力便被一笔勾销。外国政府纷纷告诉新的巴勒斯坦政府，只有背弃竞选宣言，来个180度的转变才能得到它们的承认。
6年前在另一个亚洲国家发生了政变。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将军解散了议会，禁止政党活动。他的行为远比泰国军人极端，一开始国际上的反应也比较强硬。英联邦中断了巴基斯坦的成员国资格，还有一些国家对其施加了一些软性制裁。但这些很快就过去了，现在身为总统的穆沙拉夫所领导的巴基斯坦已经成为西方进行的国际反恐战争中受尊敬的一员。
从西方的这些奇怪举动中可以得到的一个教训是，真实世界里的民主远比华盛顿的十字军们想象的复杂。另一个教训是，对于民主机构而言，要妥善处理外部的全球化力量和内部的快速变革所带来的张力绝非易事。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亚洲新的民主国家已经从农业国发展为城市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的降低、进口商品的竞争、城市生活的诱惑给乡村带来巨大冲击。农村女孩被卷入到生产服装的血汗工厂和生产线里，或者落入肮脏的性贸易。尽管从经济转型中得益的新中产阶级似乎欢迎本周的政变，但据称泰国的农村和小城镇选民仍然支持被驱逐的前总理。
菲律宾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也存在类似的紧张，民主选举与军事统治之间的界线一向脆弱。虽说菲律宾在20多年里没有发生军事政变，但其部分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一位高层将军菲德尔•拉莫斯当选为总统，并执政了6年。现在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的总统任期动荡不定，有传言说军事政变迫在眉睫，而且差不多从她执政的那天起传言就一直未断。
因封建土地所有制引发的另一场历史更久的争斗，以及其最后演化成的共产主义分子的叛乱依然没有停息，但在菲律宾，最激烈的的政治战场就是争夺新的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好处——谁拥有或控制利润丰厚的电信产业、私人电视台和银行部门。在这些产业的经营执照发放中充斥着裙带关系，政治成为一种肮脏的交易。
在泰国，他信是一批新兴的商人政客的代表，他们在电讯业中积累了财富（尽管他信本人最初是安全部队中的一名警官）。他信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利用电视将自己打扮为一位“亲近下层”、反对统治精英的候选人。他在2001年的第一次选举胜利代表了“反政治阶层”策略的成功。菲律宾的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与他殊途同归，这位前电影明星也将自己打扮为反精英的候选人，并在1998年当选总统。但他只在任了两年半多一点，因为不断有人提起对政府的腐败指控。而导致埃斯特拉达被推翻的决定性因素仍是军队，就像本周泰国发生的一样。虽然大批群众涌上马尼拉街头要求将他弹劾，但只是当军方转变立场后他们才得偿所愿，军方要求埃斯特拉达走人，由副总统格洛丽亚•阿罗约接替。
“新民主国家”政局充满动荡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现实的其他选择，这在所谓的“成熟民主制”和东欧的“转型国家”中也屡见不鲜，例如本周匈牙利人就因为他们总理的谎言走上街头。不论什么样的政府上台，不论他们的竞选承诺多么动听，大规模经济变革的余地都不大。
韩国有长期的军人主政历史，当3年前卢武炫打破了这一模式时，亚洲的进步人士感到了一丝乐观。作为一位杰出的人权律师，卢似乎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风气，呼吁廉洁的公司治理和独立于华盛顿的政策。但韩国政治一直由美国在亚洲的任务所左右，虽然在泰国并非如此，而在菲律宾，在美国驻的那里军事基地关闭后其影响也大大下降。卢的经济许诺遭遇了挫折，他甚至将韩国军队派驻伊拉克，引起人们新的失望。
从泰国、菲律宾、韩国和巴基斯坦动荡的近代史中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并不容易。各国政治的特点不同。但毫无疑问需要一个明确的准则：军队不应成为政治的裁判者，而应被改造为正常的公民机构，服务于国家而非亲自治理国家，这是不论新旧民主制都应坚守的一项重要原则。
因此，本周在泰国发生的政变是一种退步。令人悲哀的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却为其鼓掌，而他们经常被西方自由主义者认定为保障一国走出独裁主义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September 20 关于达尔富尔种族灭绝的谎言 抱歉乔治•克鲁尼，达尔富尔最不需要的就是西方部队
（译自《卫报》9月19日，作者乔纳森•斯蒂尔）
近来，一种捉摸不定、甚至伪善的气氛围绕着要求联合国部队进驻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呼声。演员乔治•克鲁尼借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坛呼吁采取行动。托尼•布莱尔抓住这个机会给其他欧盟国家领导人写信。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抗议者举着“全球达尔富尔日”的标语警告迫在眉睫的种族灭绝。难道西方国家真有可能不顾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干预带来的引火烧身，而对另一个穆斯林国家用兵吗？
西方的一些组织已经长期在游说推翻喀土穆政府。在美国，基督教右翼和以色列的朋友们将其描绘为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人权活动家提到了奴隶问题，指出政府支持的阿拉伯袭击者经常绑架南部的非洲人进行贩卖。克林顿政府将苏丹归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因为奥萨马•本•拉登曾在那里居住。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预料当3年前在达尔富尔爆发内战时，媒体不大可能会有公正的报道。导致农夫愤起反抗游牧民的复杂情绪被掩盖在“阿拉伯人对非洲人”的简单化模板之下，尽管这一地区充斥着复杂的部落和地区的冲突，各个村落或者与政府为友，或者为敌。
就像经常在不对称战中发生的那样，政府确实在遭到叛军袭击时过度使用了武力。由喀土穆组织和武装的民兵组织“贾贾威德”对平民和游击队士兵不加区分。他们焚烧农舍、强奸妇女，使数万平民拿起武器战斗，还迫使他们越过边界逃往乍得，或者进入达尔富尔的难民营。然而叛军也在犯下暴行，但这一事实却很少得到报道，因为那会破坏许多编辑更喜欢看到的黑白分明的道德图景。
在大多数战争中都是政府编故事而媒体（至少有时）寻找真相。达尔富尔却截然相反：媒体在编故事而政府更加成熟。虽然有人要将达尔富尔的屠杀描绘为种族灭绝，联合国和欧盟却都不认同这种说法。这不是因为道德上的短视，而是因为它们明白野蛮的内战与蓄意的种族清洗政策之间的区别。达尔富尔不是卢旺达。只有美国接受了种族灭绝的说法，尽管它似乎并不确信这一点，而只是对国内游说做出的让步。华盛顿从未坚持认为需要对达尔富尔进行武力干预，尽管在发现有种族灭绝行为时这么做是国际法的要求。
相反，美国支持其他西方国家敦促非洲联盟在喀土穆和叛军之间调停。这一努力最终在5月得到回报，双方签署协议，规定先解除“贾贾威德”的武装，然后解除叛军武装。协议还规定达尔富尔的叛军领袖有权治理该地。然而两个叛军组织拒绝签署。对导致今夏内战复起的公正裁判是，叛军应当负有更大的责任，其战地指挥官近期已分裂为两个对立阵营，而其政治领导人躲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避风港争吵不休。
他们也许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和平协议未遂心愿。一些背井离乡者称喀土穆应当向各个家庭支付赔偿。另一些人称和平协议没有执行措施，无法保护人们返乡重建自己的村庄。但解决办法是进一步的谈判，而不是重新开战。非洲和西方外交官曾试图劝说叛军三思而行，最终却因他们太深的积怨而感到沮丧。布莱尔在关于达尔富尔的信件中也仔细斟酌，呼吁同时对叛军和喀土穆施压，然而大多数媒体却在采取一边倒的态度。
将国际和平监察员部署到达尔富尔以保护难民营中的背井离乡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两年前喀土穆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它允许非盟部署7000军队。但非盟缺乏资金、直升机和其他设备，遂在今年初和西方政府一道呼吁由联合国接管。现在这就是争论焦点。没人指望西方会派兵进入达尔富尔。支援在黎巴嫩的联合国部队就花了数周时间，在阿富汗，大多数北约国家都拒绝派兵去打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实际上，派一支联合国部队只不过是增援已有的非盟部队，可能是派印度和孟加拉国军队。
因此在联合国干预的喧闹声音背后，真正得到讨论的只不过改换名号。让非盟部队去解决非洲国家的问题，这具有心理、文化和政治上的意义。但非洲各国政府已经捉襟见肘，而联合国有既成的部队增援和政府支持体制。讽刺的是，虽然美国在呼吁采取强硬行动，美国国会近期却拒绝了布什支援非盟的请求。
向国际法庭指控苏丹领导人犯下暴行的努力进行得如何？据称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拒绝联合国派军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遭到逮捕。即便是一支非洲人占90％的联合国部队，他也会担心其中有一支西方操纵的别动队会来抓捕他本人或他在达尔富尔的心腹。这就解释了，近期呼吁喀土穆接受联合国部队进驻的安理会决议谨慎地避免谈及国际审判。上周欧盟的一份声明亦是如此。
实际上，本周在联合国的谈判很有希望带来妥协——既不是现在的非盟部队，也不是一支新的联合国部队，而是二者的混合体。可能是非洲人指挥的非盟部队，但接受联合国赋予的职责并向安理会报告。其分遣部队可以不是非洲人，但其职责不能和目前相差太大。在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后，这可能是个明智的结果。
各方都还抱有疑虑。喀土穆感到被美国出卖。就南部达成的和平协议中不仅排除了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可能性，而且还同意将来就该地区的去留举行全民公决，它希望借此换取美国结束制裁。它认为已经表明自己不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甚至原教旨主义的政府，因为其新的民族团结政府包括了南部的基督徒和其他的非穆斯林。所谓的从事恐怖主义，华盛顿在几十年里从未拿出过任何证据。
与此同时，很多喀土穆的批评者怀疑政府并未放弃狂轰滥炸和对叛乱村落过度使用武力的做法。不论是来自非盟还是联合国的外国维和人员都无力全面监督巨大的达尔富尔地区。苏丹政府必须约束其军方指挥官。
尽管如此，最好的方案是做出妥协，扩展非盟的部队，不论是否打联合国的旗号。那些宣称“必须行动起来”的人将感到失望，但不经喀土穆的同意便派外国部队进入苏丹只会带来灾难。 教皇的傲慢与偏见 我们不应对伊斯兰教抱有这种古老的偏见
（译自《卫报》9月18日，作者凯伦•阿姆斯特朗）
克吕尼的修士“可敬的彼得” 曾在12世纪建议与伊斯兰世界开展对话。“我用言语和你们交流，而不是用武器，”他在一本意在能为穆斯林读到的书中写道，“不是用武力，而是用道理，不是用仇恨，而是用爱。”但这本论著却起了一个《撒拉逊异教徒诸种恶魔行为汇总》的题目。彼得宣称，伊斯兰教系依靠刀剑创立，并在文中思考其“兽性的野蛮”。“穆罕默德是真正的先知吗？如果认同此话，我就不如一头驴，”他宣扬道，“倘若赞成，就不如畜生！”
当时彼得是在记述十字军的历史。即使在基督徒试图保持公正时，对伊斯兰教那种根深蒂固的仇恨也使他们无法保持客观。在彼得看来，伊斯兰教的邪恶性是那么的天经地义，以至于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用这样的“爱”来和穆斯林交流，会让他们感到侮辱。而这一中世纪的思维模式今日尚存。
上周，教皇本笃十六引述了14世纪的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的话，“看看穆罕默德带来了什么新东西，你将发现纯属邪恶与非人性，例如他命令用刀剑来传布自己宣传的信仰。”这段引言毫无必要，而且他对明显认同此话。面对教皇此语激发穆斯林的怒火，梵蒂冈似乎显得惊惶失措，一口咬定这位“神圣的父”只是意在“培养一种尊重其他宗教与文化并与之开展对话的态度，当然也包括伊斯兰教”。
但似乎难以看出教皇有这番好意。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在西方文化中绵延广泛，根深蒂固，这种仇恨甚至能给平日里势不两立的群体带来共同点。教皇一般不会和今年2月登载侮辱先知穆罕默德作品的丹麦漫画家，或是那些称穆罕默德为恋童癖者、恐怖分子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走在一起；但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完全一致。
我们的伊斯兰恐惧症可以追溯到十字军时代，它也和我们长期的反犹传统纠结在一起。最初的十字军中有一部分就是以屠杀莱茵河谷居住的犹太人而开始其通往圣地的征程的；1099年，十字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将耶路撒冷的约3万名穆斯林和犹太人全体屠杀。一般很难要求人们承认自己冤枉了别人。因此，犹太人和穆斯林就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阴暗面，成为一种映像，放映那些我们所拒斥或害怕的东西。
彼时欧洲人臆想出来的恐惧迷信持续了几个世纪，也反映了当时基督教对自身定位与行为模式的焦虑感。每当教皇号召对圣地发起十字军征讨时，基督徒就往往去处决当地的犹太人：为什么要跋涉3000英里到巴勒斯坦去解救圣墓，而放过那些据说亲手杀死了耶稣的人呢？人们相信犹太人杀死小孩，把他们的血涂在逾越节的酵饼上：这种“血之毁谤”经常在欧洲激发针对犹太人的暴行，把犹太人描述为杀童者的做法，反映出对上阶宗教一种俄狄浦斯式的恐惧。
耶稣要求信众爱他们的敌人，而不是消灭他们。但恰好是在欧洲的基督徒对中东的穆斯林发动野蛮的圣战时，伊斯兰教才首次作为一种依靠刀剑传播的宗教而为西方熟知。彼时当教皇试图强迫教士严守独身生活时，欧洲饱学的僧侣就将穆罕默德描绘为纵欲者，并带着欲盖弥彰的嫉妒心理谴责伊斯兰教纵容穆斯林放纵他们最原始的性冲动。当时欧洲社会置福音书的平等呼吁于不顾，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而伊斯兰教却被指责为过于尊重女性和下等人。
在一种病态的自我否定氛围中，基督徒将内心中潜藏的负罪感转移到十字军的受害者身上，幻想在本我与他我之中存在怪异的敌人。这种思维惯性延续至今。穆斯林激烈地反对教皇贬低伊斯兰教的做法，指责他“虚伪”，并指出天主教教会没有资格谴责充满暴力的伊斯兰圣战，因为它本身就要对十字军的邪恶罪行、对宗教迫害和宗教裁判所、以及教皇庇护十二默许纳粹大屠杀等行为负责。
教皇本笃在9•11事件五周年纪念日的次日在德国发表这篇有争议的演讲。很难认为他选在此时指称伊斯兰教包含固有的暴力因素是一种巧合。尤为不幸的是，他未能延续他的前任保罗二世提出的宗教间对话倡议，目前而言这样的对话无比迫切。他的言辞与丹麦漫画事件接踵而来，极为危险。这将让大多数穆斯林认为，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也在进行一场新的十字军征讨。
我们不能容忍这种冥顽不化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西方世界有太多人不由自主地带有这种歧视态度，认为伊斯兰教和《古兰经》充满了暴力。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实际上违反了伊斯兰教的基本准则，但却强化了西方这一由来已久的印象，被当作穆斯林的常态，而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少许异类。
每当中东有事时，这种中世纪的偏见都会浮出水面，如此频繁堪足忧虑。直到20世纪之前，伊斯兰教都是一种比基督教宽容得多、也和平得多的信仰。《古兰经》严禁任何宗教强迫，认为所有得到正确引导的宗教都来自同一个上帝；而且和西方的印象不同，穆斯林没有用刀剑来向别人强加自己的信仰。
先知死后最初发动的对波斯和拜占庭的征服源自政治冲动，而非宗教狂热。直到18世纪中期，穆斯林帝国里的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还被劝说不要皈依伊斯兰教，因为如同《古兰经》所说的，他们已经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可信见证。在我们的时代，穆斯林世界出现的种种极端主义和偏狭倾向都源自对各种政治难题的反应，如石油、巴勒斯坦、穆斯林土地被占、中东普遍存在的集权政体，以及西方给人感觉的“双重标准”，而不是源自根深蒂固的宗教需求。
但那种把伊斯兰教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暴力信仰的古老谎言仍然存在，并在最不合适的时刻露头。几乎不可能根除西方这种流传广泛的看法。我们还会因为重拾旧日归罪他人的惯性而强化这种看法。在看到发生于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暴力行为时，我们倾向于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伊斯兰教，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对此负有责任。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放纵自己的偏见，最终将会祸及自身。 September 15 60年前的犹太恐怖分子与今天的以色列总理 对于恐怖主义，奥尔默特应当有超出常人的了解
（译自《卫报》9月14日，作者杰弗里•惠特克洛夫特）
在托尼•布莱尔可能是最后一次地访问黎凡特后，英国工会联合会必定感到一阵宽慰。上周末，人们在黎巴嫩打出了“布莱尔，你这个凶手，下地狱去”的旗子，至少这样的口号在布赖顿并未出现过。这次访问使人感到，9•11刚发生之后布莱尔在工党大会上的讲话是多么遥远的事了，当时他说：“从北非的沙漠到加沙的贫民窟，再到阿富汗的群山，那些饥肠辘辘、悲惨凄凉、流离失所、愚昧无知、生活窘迫、肮脏贫困的人们：他们全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
1月，加沙贫民窟里那些悲惨而流离失所的人选出了哈马斯，然后布莱尔和美国人马上不失时机地告诉他们，那样投票是不可接受的——这说明他们所极力鼓吹的“中东民主化”是多么滑稽。哈马斯遭到谴责的理由除了不承认以色列，还包括支持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
确实有以色列平民遭到了杀害，那是一种无可辩驳的残暴行径，但这种判断并不解决问题，反而引发更多的问题。一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即为另一人眼中的自由战士，这是一种陈词滥调。巴勒斯坦人会指出，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总是要超出他们的恐怖主义，尤其反映在被杀害的平民数量上，而且他们还可以指出，这样的情况可以溯源到以色列国建立之前。
7月是以色列建国的纪念日，不过那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同样很少有人提起的是，今天的以色列有该国历史上最纯粹的修正主义政权。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曾被称为“一位来自上层修正主义家庭的王子”，那位形象很上镜的外长齐皮•利夫尼则像一位公主。
她在和德国《明镜》周刊的一次访谈中说，当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我所听到的一切就是，我们犹太人有权在约旦河的两岸建国。”她父亲的墓地上刻着曾为修正主义者所梦想的“大以色列”地图，她还是当今为数不多的能够引用弗拉基米尔•杰保汀斯基作品的以色列高层人士之一，那位睿智、充满魅力的男人所开创的政治传统为犹太工人联盟、“伊尔贡”、“以色列自由战士”、利库德集团和今天的前进党所继承——那是她和奥尔默特从一出生就接受的一种传统。
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提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其中规定“必须明确的是，不能以任何形式歧视巴勒斯坦既存的非犹太人群的公民与宗教权利”）后，英国在国际联盟托管权这种可疑的伪装下成为巴勒斯坦的统治者，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也随即爆发。
上世纪20年代，杰保汀斯基创建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修正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其目的极为明确：“在约旦河的两岸重建犹太人为主体的犹太国家。”对于杰保汀斯基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既是一项心理工程，也是一项政治工程。在一篇题为《切勿过于歉疚》的文章中，他告诫犹太人不要再畏缩不前，应当让异教徒“去见鬼”，这样的话奥尔默特可能铭记于心。
杰保汀斯基没有假称巴勒斯坦是块“没有人民的土地，为了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也不认为当地已有的居民会欢迎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地人一直都在顽强地抵抗殖民者，不论是开化的还是未开化的。”因此，“得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主动同意是绝不可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做好准备，以武力建立一道“铁墙”。他的这句名言现在正为以色列政府所践行。
今天只会有一些极左分子和激进的伊斯兰分子将以色列政府称作法西斯政府。然而，正像在100年前犹太复国主义最激烈的反对者不是反犹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其实很高兴看到犹太人被送往东方）而是其他犹太人一样，在修正主义的早期，其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是异教徒（他们对犹太人的内部分歧知之甚少），而是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上世纪30年代，工党领导人、后来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的大卫•本－古里安，将他的对手称为“弗拉基米尔•希特勒”，而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查姆•魏茨曼对纽约的律师莫里斯•罗森伯格说，犹太人极端分子是“最坏形式的希特勒主义”。当然那时还没有人知道希特勒会给犹太人带来何种的恐怖，但即使在当时看来这样的话语也是足以令人震惊的。
上世纪30年代末，一些修正主义者成立了武装民兵组织“伊尔贡”，目的是将英国人赶走，然后不择手段地对付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修正主义者的一首歌唱道，“犹地亚在血与火中陷落，犹地亚也必将在血与火中重生，”而“伊尔贡”就是按这样的歌词行动的。
1946年7月22日，他们引爆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那里设有英国的军事指挥中心，共有91人死亡，包括28名英国人、41名阿拉伯人和17名犹太人。今年7月，“伊尔贡”的老兵还为一块匾额揭幕仪式，纪念该事件60周年。1947年，为了报复英国当局处死犹太复国主义者，“伊尔贡”绞死了两名被俘的英国军士，他们还经常性地袭击阿拉伯平民，并最终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以大量的流血达到最高峰。
我们现在要进行一场“反恐战争”，而且一旦被加上“恐怖分子”之名就属于十恶不赦。但过去那些“伊尔贡”的支持者从来都不回避那个字眼。剧作家、好莱坞编剧本•赫特就是一名狂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伊尔贡”的追随者，他因参与创作经典报纸连载黑色幽默作品《头版》而名噪一时。
1947年5月，他在《纽约时报》上发布海报，为炸毁大卫王酒店的人致敬。“美国的犹太人支持你们。你们是他们的英雄。”每次他们“拿枪炮打向那些背叛者、打向那些入侵你们家园的英国人时，美国的犹太人在心底里就像又过了个节日。”更发人深省的是赫特给海报所起的充满崇拜、毫不掩饰的标题——“给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的信”。
已经无法知道杰保汀斯基对这些会怎么看，因为他在1940年就死了。但他曾经特别批评过政治暗杀行为，而那是几十年来以色列政府所在干的，他说，“任何犹太人都应对这一可憎建议感到愤恨，即犹太国的重生必须伴随着非犹太公民的被驱逐。”1948年“伊尔贡”就进行了那种驱逐，后来工党政府将巴勒斯坦村庄夷为平地也是在进行那种驱逐。
埃胡德•奥尔默特应当对所有这些都有鲜活的记忆，他的父亲是“伊尔贡”的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就是在它的军营中度过的，而齐皮•利夫尼的父亲为“伊尔贡”提供枪支。这样的经历是否会让他们对另一些“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有所体察？他们同样是为“血与火”所激发，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有权建立一个国家。 September 12 阿富汗：无底深渊 如果西方不遏制塔利班的野心，它会卷土重来
（译自《卫报》9月11日，作者马克斯•黑斯廷斯）
“塔利班想着他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夏天，”一位驻阿富汗美军军官上周说。然而对于扶植卡尔扎伊政府的西方来说，这个夏天糟透了。在这个国家，鸦片获得了大丰收，北约遭受了巨大伤亡，卡尔扎伊政府的腐败引来怨声载道。
欧美的许多人认可西蒙•詹金斯在本报上表达的鲜明观点——我们应当尽早从阿富汗脱身，让那里的人们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大西洋两边都有一些具影响力的战略大师做出这样的判断，在9•11事件5年之后，事实证明，西方对伊斯兰恐怖分子采取的深入巢穴与训练营地进行清剿的策略是灾难性的、适得其反的。他们认为，最好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反恐，而不是试图在敌对的社会中，那里对西方而言深不可测。
由于美英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错误百出和谎话连篇，毫不奇怪的是，这样的情绪已经广泛蔓延。西蒙•詹金斯和我、以及一些更重要的人物当时就预言，将一支陆战装备不良、空中机动性有限的小规模英军派遣到赫尔曼德省，将会遇到悲剧性的后果。自5月以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实了这样的预测。
北约的其他重要国家，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表现地比布莱尔还要差。它们派兵去阿富汗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显示一种莫名其妙的团结。人们普遍认为，北约在阿富汗的部署，将是检验它能否作为一个严肃的组织而存在的关键。而我们看到了不祥的预兆。在入侵阿富汗近5年后，西方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依然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任何北约士兵、外交官或情报官员会说当地语言。盘旋在战地上空的电子侦察机因搭载的翻译过多而不堪重负。一位美国军官发现，靠近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的部落结构极其复杂，“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北约猜测在阿富汗有6000－8000名塔利班成员，但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是预备队。
上周巴基斯坦政府在瓦济理斯坦省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从该省撤出军队，这对稳定阿富汗的努力是个沉重打击。塔利班现在拥有了一个巨大的避风港，一位英国军官这么描述，“就像一个巨大的唐道克”，让他回忆起了20年前北爱共和军在爱尔兰共和国的边境要塞。
北约的战略基于这一认定，即大多数阿富汗人不愿让自己的村庄和田地变成战场。西方指挥官希望当地人明白，只有在塔利班发动袭击时拒绝配合，才能尽快让这些不受欢迎的外国军队从眼前消失。
事实证明这是妄想，因为它低估了阿富汗浓烈的战士文化。我记得有次采访埃德加•威廉姆斯爵士，他是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作为蒙哥马利的情报主管参加了二战。威廉姆斯说，他和自己的文职队友穿上敌方军服前去打探消息，但却为敌人和自己对战争态度的巨大反差而苦恼不已：“我们只希望结束这一切，回转正常生活。但德国人似乎觉得打到世界末日也无所谓。”
这一点上阿富汗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男人都有战斗经验，并为自己的力量感到自豪。赫尔曼德省的英军期望把所谓的塔利班死硬派和他们的追随者分开，那些人是当地的部落民，他们参加一次对西方部队的袭击，就得到每天10或20美元的酬劳。
和其他北约部队相比，美国人在阿富汗东部驻扎的时间长得多，他们就相信塔利班的士兵供应几乎源源不断。他们早已不期望能在军事上取胜。他们只是以铺张浪费的民用设施建设来打发时间，还要尽快“深化阿富汗的烙印”——让卡尔扎伊政府和尚处于胚胎状态的政府军拓展力量。“如果让我选择是再给这里派两营部队，还是再拨款5000万美元来修路，我愿意拿钱，”一位美国高级军官说。
不幸的是，卡尔扎伊总统的支持者异常腐败。就像在穆斯林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这激起了众怒，破坏了世俗民主制的声誉。塔利班士兵得到的军饷约是阿富汗政府军的两倍。警察部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即使北约取得再大的军事胜利，卡尔扎伊政府都无法在几年里有效利用这些胜利来扩展自己的政治控制。
说了这一连串的不幸，似乎接下来要附和那些呼吁我们立刻撤出的人了。但我发现，绝不可以撤军是。放弃阿富汗、让它落入中世纪的大混乱，那太可怖了，因此西方应当不论如何都惨淡经营下去，这是很重要的。
英军仍然有自信，认为保证充足的后备就能取得胜利。但让一些上级士兵感到极为沮丧的是，赫尔曼德省不可能得到援军以让境况得到改善，因为有太多的士兵、装甲车和直升机都在伊拉克南部打一场命运早已注定的战争。
如此看来，对西方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应当将目标缩小到阿富汗，集中于阻止塔利班卷土重来。一位美国军官骄傲地宣布，现在已经有600万阿富汗儿童上学了，包括200万女童。想想如果狂热分子重掌大权是多么可怕，他们将恢复对女性的绝对支配。
西方人希望能在转变这个国家整个文化的同时根除鸦片并击败塔利班，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卡尔扎伊总统永远无法依照西方的民主模式治理他的国家。在那里无论建立什么规则都不大会为西方所乐见。我们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不要比塔利班更丑陋。
如果西方失败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就要承担重大责任——他们假装愿意出力，实际却半心半意。我们当然应当忘记过去的错误，集中全力为未来考虑。如果卡尔扎伊政权不能维系下去，无比野蛮的伊斯兰法西斯分子就会重夺喀布尔的大权。这将是基地组织的胜利和全球反恐斗争的灾难，阿富汗人将再次落入黑暗时代。
今天在喀布尔已经很少有乐天派了。但世界似乎仍需坚持在那里的努力。仍有成功的一线生机，虽然在伊拉克已经没有了。西方追求的目标要高尚得多。我们不能因为厌恶布什和布莱尔，就认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全是丑陋的。 September 11 对伊朗的武力恫吓不会得逞 对德黑兰的武力恫吓不会得逞
（译自《卫报》5月3日，作者塔里克•阿里）
伊拉克危机之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演变成美国的大溃败，还应归功于伊朗教士阶层的公开配合。伊朗的外交政策一直为教士集团的利益需求左右，奉行机会主义，缺乏连贯性，绝不是任何原则性的反帝国主义战略。在过去，这体现为与华盛顿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事务上的合作。两伊战争期间，教士们毫不犹豫地从以色列政府购买武器，与英美支持的伊拉克作战。英美入侵伊拉克后，伊朗政权在核问题上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显而易见，他们认为协助美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和奥马尔毛拉的政权为自己赢得了缓冲时间。
布什政府看来正在做热身，准备自己动手或假手以色列安全地打击伊朗，以色列领导人已经把伊朗总统称作精神病患者、新希特勒。华盛顿为什么要制造这场危机？不论是布什、布莱尔、希拉克还是奥尔默特，他们的国家都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伊朗充其量只不过是对核技术进行最原始的摸索，以实现最低限度的核自卫，以此作为开战理由，这些人的虚伪不言自明。如果这些大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大自己的核武库，为什么德黑兰不可以？
环绕伊朗的不仅有印度、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以色列这些核国家，还有驻卡塔尔、伊拉克、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的美国基地，那里都可能或确实备有核武器。美国的核航母河核潜艇游弋在伊朗的南部海面。从历史角度看，伊朗对外部威胁的担心理所当然。1953年，其民选政府在英美的秘密策划下被推翻，世俗主义的反对派也被消灭。1980－1988年，西方列强怂恿萨达姆•侯赛因发动血腥进攻，使数十万伊朗人丧命。伊拉克向伊朗的城市与经济目标、尤其是石油设施发射了300多枚导弹。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伊朗驻波斯湾海军的近一半力量被美国摧毁，美军甚至还击落了一架满载乘客的伊朗航班。
对于教士集团而言，反恐战争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油价高涨。东西两面巴格达和喀布尔的敌对政权被推翻。他们扶植多年的伊拉克什叶派政党终于掌权。华盛顿要依赖他们的帮助来维持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占领。但伊朗的社会矛盾高涨。这一局面下，核问题便成为该政权用以团结国民仅余的手段之一。值得回忆的是，伊朗的核计划开始于巴列维王朝时期，技术是由美国人提供的。霍梅尼认为它与伊斯兰教教义不符而将其冻结。后来在俄国人的介入下才重新运转，俄国人接手了西德于上世纪70年代在布什尔建造的轻水反应堆。从一开始，伊朗就希望能和德国、荷兰、日本一样研发包括浓缩铀在内的整个核循环，俄罗斯还多次威胁对燃料供应附加条件。铀浓缩离心机是从邻近的巴基斯坦秘密进口的；此举因为没有报告而违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但进口本身并未违反。
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取得核武器，正如2002年9月时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在取得核武器，当时布莱尔和切尼却向全世界赌咒发誓说巴格达构成了“切实的核威胁”。2003年，一个极端派别“人民圣战者组织”声称的纳坦兹核电站存在初步核研究的报告，并不构成任何证据。但法德英三个欧洲大国出来抢风头，为了在伊战之后弥补和华盛顿的裂痕，它们急切地将过分的要求强加给伊朗，以证明自己的勇气。哈塔米政府很快就投降了。2003年12月，他们在欧洲三国的要求下签署了附加议定书，允诺“自愿中止”铀浓缩，尽管那是《核不扩散条约》所保障的权利。
3个月不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开始谴责伊朗不批准附加议定书；2004年6月，其核查员提供了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的例子，这没有违反《核不扩散条约》的任何规定，却为附加议定书所禁止。以色列耀武扬威地宣称要“摧毁纳坦兹”——这和它1981年偷袭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做法不同，说明了新的力量对比。2004年夏，美国国会以两党同时的多数通过议案，要求采取“一切妥善措施”阻止伊朗的武器计划，2004年总统大选之前还有发生“10月突袭”的猜测。西方的安排就这样一直推进着，直到2005年6月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伊朗总统选举中获胜。
哈塔米从1997年到2005年悲惨的执政记录让艾哈迈迪－内贾德在选举中坐收渔利。伊朗经济状况出现恶化，哈塔米试图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益，而不是独立派报纸或抗议学生的权利。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手足无措，最终彻底失去了道德声望。和一些报道相反的是，目前为止艾哈迈迪－内贾德尚未对社会风尚施加任何新的清规戒律。实际上，正是那些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选民最有可能会感到失望：就是数百万失业的劳工阶层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环境拥挤不堪，迫切需要一种既不是新自由主义也不是伊斯兰教志愿奉献主义的国家发展政策。
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和抹掉以色列言论所体现的原教旨主义迟钝思维，同样不应构成任何外交政策的基础。在强邻环伺的境况中下，伊朗需要聪明、有远见的战略——而不是现在捉襟见肘的左支右绌，一切服从于教士们的眼前利益。
为推翻伊拉克复兴党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扫清道路和协助美国的占领并未为伊朗赢得喘息之机。美国国务卿在要求“加大压力”。以色列国防部长沙乌尔•莫法兹宣称，“以色列将不可能坐视伊朗拥有核能力，以色列必须尽力保护自己免遭这所带来的一切，而且我们正在准备中。”希拉里•克林顿指责布什政府“低估伊朗的威胁”，呼吁对中俄施压制裁德黑兰。希拉克宣称要用法国的核武器对付这个“无赖国家”。也许这些都只是简单的武力恫吓，目的是使德黑兰害怕而屈服。但恐吓是很难得逞的。那么西方会发动另一场战争吗？如果那么做，从第格里斯河到阿姆河将成为一片战场，而西方没有丝毫取胜的把握。 September 09 布什的红颜知己 狂乱的言语
（译自《卫报》9月7日，作者Sidney Blumenthal）
2004年11月13日，美国总统大选刚过了不到两周，英国使馆出人意料地为康多莉扎•赖斯举办了50岁生日庆典。她刚一到大卫•曼宁大使就送上了奥斯卡•德拉伦塔牌子的晚礼服。赖斯换好衣服，像个灰姑娘一样走出来，抬头就看到了她的“白马王子”——身穿燕尾服、曾被她称作“我的丈夫”的布什总统。
一周后，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就被布什任命为国务卿。布什和许多人的关系都很奇怪，但和赖斯却是怪中之怪。这一神秘关系极为复杂，赖斯会顺从布什绅士的要求，在他茫然的时候阿谀奉承，在他脆弱的时候好言宽慰。赖斯对布什有很强的保护心理，这和布什另外几个红颜知己一样，如他的政治形象设计师、公共外交事务副国务卿凯伦•休斯，以及他的法律顾问哈里特•迈尔斯。她在布什运气最差的时候给以庇护，告诉他不要理别人的批评，还献上铺天盖地的奉承，颂扬他是名垂青史的巨人。
在9•11之前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当反恐负责人理查德•克拉克警告基地组织可能发动袭击时，她为布什辩护，贬黜了克拉克。在伊战前，她授意捏造有关萨达姆•侯赛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并兜售给媒体。她从未就伊拉克的战后稳定制定方案。五角大楼从国务院那里夺走了在伊拉克的民政管理权，她也一言不发。在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前夕，她没有警告以色列被真主党打败的危险。她还参与决定，一旦以色列开始打击真主党，美国将提供全面的军事物资和情报支持。
从一开始，这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就教导她的学生布什，他正站在与1947年相似的十字路口上，当时美国开始制定“冷战”政策。9•11之后，她对布什灌输说，他将是重塑世界的人，他留给世界的影响将足以与1948年确立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相媲美。
2005年7月，担任国务卿刚几个月的赖斯就把高级雇员送往西弗吉尼亚的一处度假地，聆听她的政策筹划主管斯蒂芬•克拉斯纳的演讲，克拉斯纳解释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和“杜鲁门主义”，以此说明赖斯和布什需要雄心勃勃、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外交”。
今年5月，随着伊拉克局势的突然恶化，赖斯告诉雇员，以后使馆不需再向她写报告。在一次会议上她宣布，职员相互之间写备忘录即可，不可外传。她说她也不会读这些备忘录。她坚持认为，外交官的职责不是撰写报告，而是“宣传美国”。“我们是美国的推销员！”
周二，布什以一篇演讲拉开了中期选战的大幕，在里面他不厌其烦地引用本•拉登的话，以及列宁的《怎么办》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然后许诺实现“彻底胜利”。赖斯则对“反恐战争”和美国内战做了比较。“我相信仍有很多人认为，当时把内战打到底是个错误，而奴隶的解放当时应暂时放在一边，”她说。
但言语越狂乱，政策就越空洞。“我们在伊拉克毫无计划，”一位国家安全高官告诉我，这位官员非常熟悉内部情报和记录。“毫无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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