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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人城堡January 17 如何撼动什叶派？牢不可破的纽带
（译自《卫报》11月15日，作者Dilip Hiro）
1月10日布什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五角大楼将打击伊朗在伊拉克的网络，而在此之前数月他已经签署秘令，准许针对伊朗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企图发动军事打击。 这是由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1月13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披露的。她表示，布什下令执行“保护军队”的任务，因为伊朗在向伊拉克恐怖分子提供能够穿透坦克的“爆炸成型弹丸”，用以打击美军。
目前为止布什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这一指控。
赖斯的发言解释了1月11日美国人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逮捕5名伊朗外交官背后的原因，此前还有两位应伊拉克总统、库尔德人贾拉勒·塔拉巴尼之邀访问的伊朗官员在巴格达被捕。
布什的诸多行动目的是孤立伊朗。但即使他能成功劝说欧洲银行不要和一些伊朗银行来往，他也无法在伊朗人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间制造仇恨。
布什无法改变两个事实，一个是地理的，一个是宗教的。总长750英里两伊边境不可能完全封锁。
另外，90％的伊朗人和60％的伊拉克人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两国什叶派宗教领袖之间、以及伊拉克什叶派神学中心纳杰夫与伊朗什叶派学术中心库姆之间存在的联系延续了许多个世纪。
一战之后在英国托管伊拉克期间，什叶派高级教士成功地鼓动教民于1920年发动反对英军的起义，英国因此将他们驱逐后，他们在库姆避难。
685年，在伊斯兰教的早期，库姆发展为倭马亚王朝（661年－750年）反对者的避难所。这些避难者很快被称为“什叶阿里”，意即“阿里的党徒”。逊尼派则是“先知传统派”，遵守先知穆罕默德和他三位继承人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的传统，而什叶派不承认这三位为合法的哈里发，因为他们不属于先知家族。库姆成为反抗逊尼统治者、反抗捐税要求的抵抗象征。
纳杰夫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创始人阿里伊玛目的葬所，是什叶派学术与朝拜的首要中心。
76岁的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的经历能说明很多。他生于伊朗城市马什哈德，相继在库姆和纳杰夫钻研神学，并获得“伊智提哈德”学位，即对伊斯兰法的解释与阐明。他在1960年短暂返回马什哈德。
回到纳杰夫后他成为一位神学教师。他属于什叶派教士中最沉默的一个学派，埋头为社区提供社会福利。因此，当1968年世俗的复兴党夺取政权后镇压那些主张干预国家事务的什叶派教士时，西斯塔尼保住了他在纳杰夫的位置。
在两伊战争末期的1988年，西斯塔尼取得阿亚图拉地位，并因他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广受欢迎。在1999年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遇刺后，政府任命他为大阿亚图拉。
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后，长期受压迫的什叶派走上前台，在大选中支持西斯塔尼组建的伊拉克团结联盟。伊拉克团结联盟包括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达瓦党（伊布拉希姆·贾法里和努里·马利基均属该党），以及“迈赫迪军”指挥官、激进的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派。
过渡时期国民大会选举的总理贾法里得到西斯塔尼的祝福。后来贾法里在伊拉克团结联盟中以一票优势竞选连任获胜后拒绝辞职，因此引发危机，西斯塔尼出面介入。
马利基经常就重大问题请教西斯塔尼。总理府曾与美国官员因在处死萨达姆一事上意见不同而闹僵，美国人援引战前的法律认为不应在宰牲节期间处刑，马利基征求西斯塔尼的意见。西斯塔尼指令可行。
在布什发表电视讲话的当天，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莫瓦法克·鲁拜公布了一份为西斯塔尼保护巴格达的计划。该计划建议设立直接向马利基汇报的最高统帅一职，以架空逊尼派的国防部长阿卜杜尔·卡迪尔·密法吉，后者为五角大楼所操纵。
布什的新计划是美军和伊拉克军队首先占领“大巴格达”的逊尼派聚居区和混居区，然后进入“迈赫迪军”的据点萨德尔城。马利基不可能不听取西斯塔尼的意见就进攻萨德尔城。而西斯塔尼决不会准许对什叶派教众动武。
如此看来，伊拉克的局面应是西斯塔尼出牌压倒布什——他也应当这么做。 December 24 穆斯林爱耶稣，基督徒恨穆罕默德，谁宽容？谁博爱？ 生于伯利恒的穆斯林先知
（译自《卫报》12月23日，作者凯伦•阿姆斯特朗）
632年，历经5年的可怕战争后，阿拉伯汉志的城市麦加向穆斯林军队开城投降。没有流血，没有人被强迫皈依伊斯兰教，但先知穆罕默德下令拆毁所有被尊为神的偶像。麦加城中心古老的花岗石神庙“克尔白”的内墙上绘有一些壁画，其中一幅据说是玛丽怀抱耶稣。穆罕默德立即上前，虔诚地脱下长袍盖住此画，下令销毁所有其他壁画，唯独保留此幅。
这个故事可能让西方人感到奇怪，自十字军东征以来，西方人就一直把伊斯兰教当作基督教的死敌，但在圣诞节来临之际，在到处都是圣母抱婴图的时候，重提这样的故事不无裨益。它提醒我们，所谓的文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许多个世纪以来，穆斯林珍视耶稣的画像，《古兰经》将他尊为最伟大的先知之一，而且从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开始，耶稣就是后起的穆斯林文化的重要特征。
有些重要的东西需要基督徒和穆斯林了解——尤其是在圣诞节。《古兰经》不认为耶稣具有神性，但对他的处女受孕和出生做了比《新约》更详细的记载，并将其作为所有人类开始具备圣灵的重要象征（《古兰经》19章17－29节，21章91节）。和其他伟大的先知一样，玛丽接受了圣灵、怀上了耶稣，他将成为主的仆人，给世界带来和平、亲切与同情。
《古兰经》不敢像基督徒那样称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是尽力否认耶稣的神性，以从他身上“清洗”这种渎神的联想。《古兰经》多次强调，耶稣和穆罕默德一样完，全是个凡人，基督徒完全误解了他们手中的经文。但它也承认，最博学和虔诚的基督徒（尤其是僧侣和牧师）不认为耶稣有神性；在所有敬神的人中，这些人最亲近穆斯林（《古兰经》5章85－86节）。
应当说一些基督徒对于道成肉身有着很简单的理解。当保罗、马太、马可和路加等《新约》的作者称耶稣为“神的儿子”时，他们的意思不是耶稣是神。他们是在犹太语意中使用这一短语：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中，这一称呼用于凡人身上，指那些担负神的特殊使命、和神关系非同一般的人，如某位国王、教士或先知。整个《路加福音》与《古兰经》一致，因为路加一直称耶稣为先知。即使是将耶稣视为神谕化身的约翰也经常在永恒的神谕和神本身之间做出区分（就如同我们的语言不同于我们的存在本身）——尽管是微弱的区分。
《古兰经》强调，所有正道的宗教都来自神，并要求穆斯林信仰神的每位使者的启示：“易卜拉欣、易司马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和……众先知：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加以歧视”（《古兰经》3章84节）。但耶稣享有特殊地位，也被称为弥赛亚、神谕和圣灵。
耶稣被认为与穆罕默德关系密切，并曾预言他的到来（《古兰经》61章6节）——就像基督徒相信希伯来的先知曾预言过基督降临一样。《古兰经》可能受到基督教幻影派的影响，否认耶稣曾被钉上十字架，但将他升入天堂视作其先知地位的成功证明。穆罕默德也曾类似地神秘登霄。在世界末日的来世图景中，耶稣也会在穆罕默德身边扮演重要角色。
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的300年间，穆斯林与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基督徒有了密切交往，并开始收集关于耶稣的几百个故事和传说；这种情况未见于在世界上任何其他非基督教地区。其中的一些显然来自福音书（尤为流行的是《登山宝训》），但加入了明显的穆斯林色彩。在其中将耶稣描述为向麦加朝拜、读《古兰经》、伏地祈祷。
在其他故事里，耶稣代表了特殊的穆斯林关怀。他是穆斯林禁欲主义的伟大模范，教导安贫、谦恭和耐心。有时他参加宗教或神学讨论：在关于宿命论的争论中他和主张自由意志的人站在一起；他称赞原则上远离政治的穆斯林（“国王们把智慧留给你们，所以你们应把世界留给他们”）；他还谴责为政治晋升出卖知识的学者（“不要靠神的书吃饭”）。
穆斯林在自己的精神追求中把耶稣内化为一位模范和榜样。什叶派认为耶稣和他们信奉的具备灵性的伊玛目有密切关系，伊玛目也是在奇迹中出生，也从他们的母亲那里继承预言能力。苏菲派尤其敬重耶稣，称他为爱的先知。12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称他为“众圣者的封印”——刻意和“众先知的封印”穆罕默德相提并论。一些苏菲派甚至把穆斯林表白信仰的证言改为：“我作证，除安拉外别无神灵，安拉独一无偶；我又作证，耶稣（不是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与使者。”
穆斯林对耶稣的热爱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一种传统可以丰富另一种传统。历史上，在穆斯林收集关于耶稣的传统文化时，欧洲的基督教学者却谴责穆罕默德是纵欲者、牛皮大师、怙恶不悛。然而今天，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染上了这种顽固的习气，只看到对方最坏的一面。
穆斯林对耶稣的热爱表明，这并非常态。在过去，在因政治原因而被隔绝于现代性之前，穆斯林一直都能够进行严格而有益的自我批评。在今年先知耶稣的生日，他们可以自问，如何恢复自己长久的多元化、尊敬其他宗教的传统。对基督徒而言，在仔细考虑过穆斯林过去对他们的信仰曾是多么亲近之后，他们也应回顾自己的历史，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过错导致自己失去了穆斯林给予的这份尊敬。 December 22 军火重于法律 为独裁者要挟
（译自《卫报》12月16日，作者约翰•坎普夫纳）
我们已经熟知的是：托尼•布莱尔政府的国际政策充斥着双重标准和虚伪。但当戈德史密斯勋爵宣布“严重欺诈办公室”中止调查涉及英国宇航系统公司和沙特阿拉伯的腐败指控时，情况变得无比恶劣。
对此的解释是令人震惊的。戈德史密斯惯于曲解法律和事实——正如伊战前他给予的法律建议。周四晚，当媒体的注意力集中于警方询问首相和黛安娜死亡报告、上议院里人数寥寥之时，他宣称：“必须在维持法治的需要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这相当于直言：法律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与其他人继而表示，这不关涉商业利益，而是基于外交和安全考虑。鉴于他们没有为此提供哪怕一丝证据，将此表态视为毫无诚意，当不为过。
经济考虑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宇航系统公司是英国最大的公司之一，也是世界第四大军火公司。1988年签订的“叶麻麦合同”总金额430亿英镑。前保守党人、已被认定有罪的乔纳森•艾特肯昨日在电台里滔滔不绝地陈述了这一经济理由，以及其他理由。
这里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英国宇航系统公司。公司在得到允准甚至鼓励后，可以把军火买到全球各地。政治家的职责是保证经济活动遵守法律和其他标准。工党议员和工会的反应是错误的。工作岗位是重要的，但不应为保护工作而无视法律。实际上，没有证据显示军火产业是创造和维持就业的最好方式。这是唯一被允许不受市场冲击的产业，垄断横行，英国一国的政府补贴估计就接近每年10亿英镑。
军火产业长期享受政府的特殊待遇。本报3年前得到的文件显示了国防部中的部门“防务出口服务组织”是如何获准取得其所谓的“特殊权力”的——换言之即撒谎权。该部门为此目的阴谋破坏英国的法律。这些早已不是新鲜事。这些文件还显示，“防务出口服务组织”主任早在1977年就承认向伊朗国王行贿。当时和现在一样，我们都在试图讨好一些可憎的政权。这种做法丝毫不顾道德约束，也不带来任何安全或情报上的好处。
最令人不解的一点是，本届政府曾短暂地承诺过要改弦更张。1997年5月12日罗宾•库克的职责陈述依旧值得回忆——唐宁街当时悄悄抵制了这一陈述。“我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包含道德因素，必须支持其他民族要求民主权利的呼声，他们的这种要求正如我们为自己坚持的要求一样，”他说。这一行为守则一直未得到遵守，现已毫无作用。
现在，拜布莱尔之赐，专制政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讹诈英国，英国则为了保持和它们的良好经济关系而不惜一切代价。将来，当一个外国政府对我国公民的自由不屑一顾时，当专制政府用英国制造的武器杀害儿童时，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长表示愤慨，我们应报以嘲讽。如果布莱尔、戈登•布朗或者任何以后的首相在对外发动战争时援引道德理由，我们将对他们的话嗤之以鼻。 December 18 红色拉美的二次独立 不可阻挡的爆发
（译自《卫报》11月28日，作者：理查德•戈特）
席卷拉美的红色大潮本周又涌过了厄瓜多尔——尽管它在秘鲁和墨西哥遭到阻遏。一位聪明、年轻、在美国受教育、曾经担任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拉斐尔•科雷亚在竞选中获胜，标志着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和他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取得了又一场胜利，一直以来这场革命的目的是点燃拉美的“二次独立”之火。科雷亚加入了查韦斯、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阵营，他们被一些人称为拉美的“希望轴心”。他承诺厄瓜多尔将不再参与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关闭曼塔的美军基地，并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
与拉美大多数在美国受教育的学者不同，科雷亚是位观点激进的经济学家。他公开批评全球化世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反对过去20年里将这一意识形态强加于拉美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他不能被简单归类为强人或民粹主义者，但相对于竞争对手、极右翼的百万富翁阿尔瓦罗•诺沃亚而言，选择他是个聪明的决定，后者的贿选行为使自己声名狼藉。
但值得注目的是，两名候选人都游离于既存政党体系之外。科雷亚的获胜给厄瓜多尔的传统政治带来一场大地震。过去10年里，从一系列的民众游行、军事政变和临时政府中显出的征象是：要发生改变了。类似的转变发生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在这两个国家，官僚的昏庸和腐败加剧了旧秩序的崩溃。仅存的反对派群龙无首、士气低落。像查韦斯和莫拉莱斯一样，科雷亚将迅速行动，组建国民大会，让该国占多数的土著民得到更大的代表权。
拉美土著民参政运动的大爆发是近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将许多不同国家的民众动员起来（亚马逊地区和安第斯高原的土著民有很大差异）、以及选择和哪些白人群体结合，一直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厄瓜多尔强大的土著运动曾非常依赖前总统卢西奥•古铁雷斯，他当时声言要步查韦斯后尘。因未能兑现诺言，他在2002年爆发街头抗议后被推翻，但仍拥有巨大的支持率。他未获准许参加此次大选，但似乎他的选票都归到了科雷亚名下。不论选举过程的细节如何，在厄瓜多尔激发的民众情绪就像今年初在玻利维亚一样，明显说明了不可阻遏的力量转移。500年前被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征服的人民现在开始反抗白人定居者的统治。
在19世纪早期的拉美独立战争中，转战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各国后的西蒙•玻利瓦尔在1825年写下了自己的印象：“贫穷的印第安人确实处在悲惨的受压迫境地。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他们：首先这是人道的要求；第二这是他们的权利；最后，行善费力少却收获大。”
过去200年里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但查韦斯主导的玻利瓦尔革命正在努力补救，莫拉莱斯和科雷亚也都加入进来。革命唤起了玻利瓦尔的记忆，寻求以和平斗争实现二次独立。如果成功，拉美的面貌将得到改变。 December 14 苏联解体是特权阶层的一场掠夺 苏联的瓦解断绝了俄罗斯的民主之路
（译自《卫报》12月13日，作者斯蒂芬•科恩）
15年前，在明斯克近郊别洛韦日森林一处隐秘的小猎屋里，发生了20世纪下半叶影响最深远的事件。1991年12月8日，以俄罗斯的鲍里斯•叶利钦，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其中之三的政府首脑在此会面并签署文件，终结了这个延续74年的国家。
大多数西方论者将苏联的解体看作是俄罗斯历史及世界历史无可争议的积极转折点。随着美国扬扬自得地在自己的叙事体系中将此认定为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曾经的希望——1985年－1991年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苏联民主与市场改革成功的希望，很快就被人遗忘了。苏联的历史现在被称为“一个严酷无情的警察国家——俄罗斯的70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大体一致，大都转回到他们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就持有的断见，即苏联体系一直都是无法改革、注定消亡的。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苏联历史还存在“未走的路”、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观点，则被斥为无凭无据、甚至动机不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被认为是“狂想”——尽管它非常成功地打破了共产党的专政体系，苏联的死亡也被认为是“命中注定”。
继而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诸多的人类悲剧，尽管如此，大多数专家已不再考虑，改革苏联是否是俄罗斯在后共产时代最好的希望。主流论者也未考虑其继续存在是否将对世界有利。相反，他们认为苏联的一切都应舍弃，“将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整个体系连根拔除”。毫不奇怪，这些看法现在已经是美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策界、媒体界和学术界唯一政治上正确的看法。
与此相反，民意调查经常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终结感到遗憾，这不是因为他们怀念“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安全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认同在西方近乎绝对一致的观点，即因为存在固有的致命缺陷，苏联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他们以充足的理由相信，三个“主观”因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方式；权力斗争，叶利钦推翻苏联政权是为了摆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第三就是苏联的官僚精英、特权阶层，他们损公肥私，在1991年时更关心的是如何将庞大的国有财富“私有化”，而不是保护国有资产。因此大多数俄罗斯人依然将1991年12月的事件视为一起“悲剧”，其中甚至包括被囚禁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而且，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认为，有些实质性的东西被遗忘了——以较为渐进、互动和较少痛苦的方式实现俄罗斯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以减少损失、争取更好的结果，而不是像1991年之后实际上采取的做法。
叶利钦的支持者在后苏联时代经常宣扬的一个谎言是，苏联的解体是“和平的”。实际上，中亚和外高加索爆发了种族内战，数十万人死亡，更多人被迫背井离乡，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很难想象有比这更极端的政治行为了，终结一个有2.86亿人口、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尽管它已经重病呻吟。但叶利钦这么做了，甚至连他的同情者都认为，他的做法“既不合法也不民主”。
叶利钦的统治集团以缺乏合法性与公众支持的方式终结了苏联——苏联解体前9个月的一项全民公决表明，76％的人投票维持苏联，之后他们很快就开始害怕真正的民主。而且叶利钦也确实很快以武力解散了俄罗斯议会。
别洛韦日的经济意义同样是灾难性的。未经任何准备过程便分裂了苏联，让一个高度融合的经济体四分五裂，这成为前苏联地区生产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下降了近乎一半。这又转而带来了严重的贫困、以及与之伴随的社会疾病，用莫斯科一位可敬的经济学家的话说，这些仍是今天俄罗斯生活的“主要事实”。
而且正如叶利钦的一位旧支持者后来写道的，“1991年之后俄罗斯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瓜分前苏联的资产。”苏联的精英阶层完全不顾程序公正和社会舆论，攫取了大笔的国家财富。为了自肥，他们希望能不通过法律，从上到下分配最有价值的国有资产。他们首先通过“特权阶层的自发私有化”达到这一目标，在1991年后就是依靠叶利钦从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命令。
新的资产持有者害怕失去这些来源不明的财产，或者害怕为此丢命，因此和叶利钦一道坚决限制和破坏戈尔巴乔夫开启的议会选举民主。为保护自己的财富，他们处心积虑地建立了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这最多称为“可控的”民主。然后就在1999年，当叶利钦变得虚弱时，他们选择了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位来自安全部门的强人。因为不确定能够将这些巨额财产保留多久，他们更喜欢挥霍资产，而不是对其投资。结果是到上世纪90年代末苏联国民经济的投资额下降了80％，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的降低。在这一背景下，普京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恢复国家控制的努力取得如此广泛的支持，就毫不奇怪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如此多的西方论者把苏联的解体赞扬为民主的“突破”？他们的反应主要是基于反共的意识形态和一厢情愿的谎言。
叶利钦终结苏联之举得到了特权精英阶层的支持——如叶利钦的首席部长所说，他们“就像野兽搜寻猎物一样追踪财产的气味”，支持他的还有知识分子阶层中自称为支持民主的一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社会这两股势力曾相互为敌，但在1991年开始合谋，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激进的市场化理念似乎证明了特权阶层进行私有化的合理性。
但在支持叶利钦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力的既不是这两股碰巧走到一起的势力，也不是真正的民主派。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些人就坚称应当由一个“铁拳”的政权，以“非民主方式”将自由市场经济和大规模私有化强加于俄罗斯社会。和贪财的精英一样，他们将俄罗斯新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视作障碍。他们崇拜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谈到叶利钦时他们喊道，“让他成为一位独裁者吧！”毫不奇怪，当叶利钦在1993年出动坦克摧毁俄罗斯的民选议会时，他们与美国政府及美国主流媒体一道欢呼。
在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依然存在，而导致苏联解体的任何因素都不是完全客观的。尽管其中有对民主和市场的渴望，也有对权力的觊觎、政变、精英阶层的贪婪、极端的思想和民众中广泛感受到的取之不义和遭到背叛的感觉。到底是哪方面占了上风，这本应十分明显。 December 01 新保守主义走向终结 新保守主义者的最后阵地
（译自《卫报》11月16日，作者西德尼•布鲁门塔尔）
甚至在布什总统被选民背弃之前，布什家族的守卫者就已经成为美国行政部门实际上的主宰者。多年以来，老乔治•布什及其前国家安全班子一直试图使总统从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新保守主义手下的怀抱中解脱出来。今年初小布什悄悄去找一位退休的四星上将，问他是否愿意接替拉姆斯菲尔德，但这一不成熟的政变企图最后流产。伊战前老布什的几位朋友就以个人名义警告小布什，战争会带来伊教派之间的内战，而小布什对此嗤之以鼻。
詹姆斯•贝克，老布什的竞选策划人、国务卿和几十年来收拾家族烂摊子的专家，现在是“伊拉克研究小组”（ISG）的主席，头戴摄政王的光环。在该小组研究伊拉克问题只是他的大量任务之一。他要负责为美国制定全新的对外政策，还要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收合余烬，防止已经失去国会这颗皇冠明珠的共和党从此一蹶不振。
在选举失败前夕，新保守主义者匆匆离开这艘沉船。“防务政策会”（DPB）前主席理查德•珀尔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对布什大发牢骚，“总统应为今天的事情负责”。曾预言入侵伊拉克会是“闲庭信步”的另一位DPB成员、新保守主义者肯尼斯•阿迪莱曼现在如此评价布什政府的决策者：“他们每个人都犯了无数错误，加在一起他们一无用处。”
但新保守主义者筹划击败贝克。“保卫民主制基金会”主席、ISG的顾问克利福德•梅伊说，ISG成员埃德温•米斯将反对贝克的建议。
新保守主义者支持伊战的逻辑是，通往耶路撒冷的路要经过巴格达：入侵将在伊拉克树立民主制，迫使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人屈服。现在相反的意见已经在贝克的小组中接近一致。他们认为，新政策的核心必须是，通往巴格达的路要经过耶路撒冷。
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贝克的密友布伦特•斯考特罗夫特7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认为，要在包括伊拉克的整个中东地区获取安全与稳定，就必须重启中东和平进程。这与贝克的见解相同。9月15日，康多莉扎•赖斯的法律顾问、曾为斯考特罗夫特门生的菲利普•泽利考在华盛顿中东研究所的发言中响应了斯考特罗夫特的观点。之后切尼就向赖斯施压，赖斯斥责这位最亲密的副手，这也说明了她自身的弱势地位。
这时就发生了选举大灾难，贝克得以施展身手，架空赖斯。贝克甚至让托尼•布莱尔在周二表态，支持重启中东和平进程。贝克知道，如果要提出并实施这一建议，就必须将新保守主义者从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切尼的部门中清洗出去，尤其是NSC的近东事务主管爱略特•阿布拉姆斯。尽管贝克没有明言。
假如贝克把话挑明，布什必须承认他的错误、以及他的父亲及其心腹的错误，否则他会继续不听劝阻，蛮干下去。 November 24 “大撒旦”的末日 为何要阻止“大撒旦”？他正在赶着入地狱
（译自《卫报》11月15日，作者西蒙•詹金斯）
“邪恶轴心”应读作“希望轴心”。华盛顿和伦敦心急火燎地要在伊拉克找到退出的办法，慌不择路。找叙利亚和伊朗帮忙？2003年时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不是要消灭这两只怪兽吗？征讨伊拉克不正是要推翻这些支持恐怖主义、压迫妇女、扶植民兵组织的原教旨主义者，代之以稳定、繁荣和西方民主吗？难道伊拉克的出路真的要经过德黑兰和大马士革吗？难道这是原先计划好的？
我记得曾在美国入侵伊拉克6个月后在巴格达问及一位西方情报官员，他会对伊朗提出什么样的建议？“等待，”他笑言。而伊朗正是这么做的。如果我是德黑兰，我也会等待。我会坐下来，收起武器，静观我的对手汗流浃背。我会静观死尸堆积如山，将军们低声谈论着兵变，盟国四分五裂，选民倒戈，而华盛顿和伦敦陷于崩溃。
当布莱尔的特使奈杰尔•夏沃德爵士向我走来，脱帽致敬时，我会狂笑着把茶水泼到他身上。我会要他当着我的面重复他的美国主子对我日复一日的侮辱和恶语相加。我要像夏洛克那样说，“一条狗会有钱吗？一条恶狗能够借人三千块钱吗？好先生，您在上星期三用唾沫吐在我身上；有一天您用脚踢我；还有一天您骂我狗；为了报答您这许多恩典，所以我应该借给您这么些钱吗？”
当现实无法被掩盖、伊拉克的一切将要结束时，会有许多人漠然不语，或者捶胸顿足。但现在，真相仍被遮蔽。上周在美国令我感到震惊的时，即使反战的美国人都像许多英国人一样，对伊拉克的困境所知甚少。他们比之于越南和巴尔干，但并非那样。伊拉克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现在我们在伊拉克该怎么办呢……？”之类的话毫无意义。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毫无力量——这就是无政府状态的意思。
从现有报道判断，库尔德斯坦以南的伊拉克已没有任何中央集权的约束，陷入黑社会和宗教统治交织的无法无天状态。安巴尔省和逊尼三角的大部分地区为独立的逊尼派民兵控制。外来者只有在深夜乘坐直升机行动才能得到安全。巴格达就像1983年的贝鲁特，每个夜晚都充斥着屠杀，到处是路障，各个族群为求得安全互相分离。就像昨日可怕的绑架事件表明的，身穿一件制服就会成为被杀的理由。南部城市的控制权则取决于哪个什叶派民兵组织有能力控制当地的警察局。
伊拉克虽有军队却无法调动，对打击叛乱毫无帮助。没有统一的警察部队。没有公共行政。马利基的政府被困于“绿区”中，自身难保。美军守卫着“绿区”，就像法兰西军团守卫着撒哈拉沙漠里的哨所。巡逻一块无法控制的地区是毫无意义的。那只会让当地人产生敌意，把士兵当作打击目标。
所谓的若“我们离开”伊拉克就会陷入内战，完全是对伊拉克在我们的统治之下所陷入的混乱的一种误读。现在已经没有了秩序。外国士兵可以呆在基地里，但就像他们无法“输出民主”一样，他们也无法“阻止内战”。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在于为叛乱分子提供靶子，以及充当基地组织的招募员。对伊拉克的占领已经从野蛮行为沦落为白痴行为。
有可能一位精明的总督——如美国人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将会劝诱敌对各派就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并分配民兵组织保护各自的边界。但根据我的观察，现在即使是伊拉克的中央权力都无力主导对国家的分割了。如果内战意味着战火连天，伊拉克已经是这样了。如果内战意味着种族屠杀、难民流散，也已大量发生了这一情形。
西方从伊拉克的撤军已经渐露端倪。如果说所有政治都是本地化的，那么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就是最为本地化的。英国已经开始从阿马拉等城市和巴士拉的基地撤军，撤军后当地民兵就开始争夺这些地盘，地方首领则试图约束他们。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军队的撤离。
美国的撤离将在北部和西部带来相同结果。英美目前伤亡的主因是当地的指挥官要部队做毫无必要的巡逻，以显示自己仍有本事“动粗”。
下周的贝克－汉密尔顿调查（一支军队为自己的撤退谈判，这是最奇怪的事情）将会要求进一步做这样的“重新部署”，即从人口密集区转往沙漠里的大型基地。他们可以在那里保全颜面，而伊拉克的各个派别和地方会在城镇中乱哄哄地重新分配利益。本月就会有一些部队悄悄转到卡塔尔。
如果这样的重新部署能够打着一场国际会议的旗号，那对布什和布莱尔明显是再好不过了。但无法确信，作为逊尼派复兴党人的大马士革和作为什叶派教士的德黑兰是否会联合保障一个权力分配政权的安全。参加这样的会议、甚至做出约束本方宗教民兵组织的姿态，将会给它们赢得地区声誉。但要希望和它们达成停止支持真主党或者停止铀浓缩的交易，简直是痴心妄想。
布什和布莱尔都着急上火，这样的人打不赢战争。德黑兰最好的游戏攻略就是一直打伊拉克牌。当“大撒旦”坐着手推车向地狱狂奔时，为何要阻止他？伦敦和华盛顿要想在这一地区得到帮助，在外交上它们还要从零做起。它们将不得不收起高人一等的架势，不再假装自己的手上还握有什么好牌。它们将不得不意识到，这场战争已经让它们失去了在该地区的所有筹码。它们可以侮辱、制裁和威胁。但除了撤军之外它们无能为力。它们再也不是刀俎，而是鱼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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